晚清拾遗录（五十三）：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

在晚清史上，李鸿章的分量确实够重。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是晚清宦海树大根深的

“北洋集团”的执缰人，被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这位曾经如日中天的李相国，一生之得与失，不过是晚清宦海生态中的弃子。“丈夫只手把吴钩”，一生以敢任事著称的李鸿章，也曾早早地留意人才，这与他的老师曾国藩所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的意思一致。然而，李鸿章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用人唯亲，只要出身淮军，稍有才干，足够忠诚，无论贤愚，都能得到李鸿章的青睐重用，即使出了事，也会得到其庇护。

例如，他不惜为僚属、旧部以及同乡徇私枉法。淮军旧部杨宗濂被参革职后，李鸿章惜其才可用，指使他向醇亲王

“报效二万金”，得以官复原职，“交北洋委用”。“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这也是对于李鸿章为人之道比较客观的评价，其女婿张佩纶也直白地说：“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示，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不过 对于栽培人才，李鸿章可谓用心。同治九年，以秀才身份入李鸿章幕府，协办洋务的盛宣怀，是一个奇才。李鸿章盛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左右逢源”。

但是，他也没有辜负李鸿章，被誉为

“清朝实业之父”。这些影响巨大，惠及后世的成就，莫不与李鸿章的支持扶植密切相关。后人习惯于将这些成就都记在盛宣怀一人身上。相反，在轮船招商局经营期间，刘坤一等人弹劾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的恶名，责任倒落在了李鸿章头上，责其对盛宣怀严加考察。或许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加上盛宣怀大胆率性和富于冒险的办事风格，使得李鸿章对其颇不放心，以至于直到光绪十年，李鸿章才让他署理天津海关道。李鸿章信任盛宣怀，他不放心者乃在于他了解盛宣怀没有经验、急于求成的弱点。

从中恰恰可以发现，尽管李鸿章

“得人”不计贤否，但在用人上，并无私心。假如有私心，他完全可以更早地提拔盛宣怀等人。他不结朋，只要对自己所办的事业有益，而不在宦海相互攀援成势，这正是他可贵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宦海角力中，他所得之人，没有一个能成为他的奥援。所以这也是李鸿章之可悲，成为晚清宦海生态中的弃子也在于此。他不是不熟悉晚清宦海之生态，而是一生迈不过自己的那道坎，至于这份心结所在，在赋诗赠盛宣怀等上海朋僚中可以一窥端倪：“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参考资料：《清史稿》、《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