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才气出众，古今少见，康熙和雍正都很重用他，他每一次出兵打仗，也基本能大胜而回。因为军功卓越，地位越来越高，再加上他的妹妹年妃是雍正的侧福晋，所以逐渐骄纵跋扈，无所畏惧。他发文书到各巡抚、总督这些封疆大吏，都直呼其名，没有一点尊重。他让朝廷挑选一些皇宫侍卫来从军，这些侍卫品级都很高，个个比得上封疆大吏，但是年羹尧用作奴仆，让他们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雍正耳目众多，年羹尧身边就有不少人是拥有雍正的牛皮匣子，具有密奏权的，但是年羹尧不收敛，而且越来越甚。一开始，因为年羹尧在西部，不在雍正身边，雍正纵然知道他的骄纵，也只是在密谕中劝说而已，没有明确指责。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亲王、郡王爵位高于年羹尧的一等公，年羹尧这是明显的僭越。——在赴京途中，他命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都下跪迎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走过去，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他的张狂已经无以复加。他见到雍正，大马金刀盘腿坐了下来，态度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

臣大过君，古今忌讳。而年羹尧的一系列不敬被人看在眼里，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传言，说雍正管不住年羹尧，等等。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要求。又说整治八爷党的某些人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流言让人觉得雍正皇帝没有自己的主见，唯年羹尧马首是瞻，这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这时候，雍正就已经对自己刻意塑造的名臣心怀芥蒂了。

11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这是这一次陛见引起的反响，但是年羹尧完全没有引起重视，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威风八面。他因为让陕西巡抚范时捷下跪迎送而得罪了范时捷的哥哥范时绎，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哪怕王公皇子犯错，他也敢参，雍正有错他也敢当面指出来，更别说年羹尧只是一个公爵。

不久，时任镶白旗汉军都统、两江总督的范时绎弹劾年羹尧的奏章就到了雍正案前。这是题本而不是密折，所以南书房大臣们先看到，他们不敢表态，呈给了雍正，雍正看完也没有表态，返回去让朝臣讨论。很明显，这种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大臣都是人精，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不久，各地弹劾年羹尧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往紫禁城。雍正都接了，看了，但是按而不发，态度暧昧。他应该是在等待年羹尧表态。可惜，年羹尧并没有表态。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诏书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他自己准备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很支持，打算亲自写序，还没有写出来，年羹尧自己写了一篇，告诉雍正，署他的名字。雍正连序言写了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结党营私。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竞相奔走到他的门下。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赵之垣因此而丢官，年羹尧举荐他的亲信李维钧上任。赵之垣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的珠宝。年羹尧立即转变态度，向雍正推荐并保证赵之垣可以重用。他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王景灏，认为可以大用，并弹劾四川巡抚蔡珽。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报、假冒军功，让他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而这两人还是奴籍，按规定根本没资格当朝廷命官！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每战后大肆掠夺，并归自己所有，虚报兵员数量骗取军饷，虚报火耗，虚报运费等，这些钱都落入了年羹尧私人腰包。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逐渐公开表现了。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说胡期恒是年羹尧举荐的，这是年羹尧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这年3月，北方大地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朝乾夕惕。但表中字迹潦草，又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朝乾夕惕”是一个并列词组，换个位置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刺激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

接着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逐步剪除年羹尧的党羽。4月，解除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告发他的罪状，这时候的奏章更是排山倒海一般压向南书房。这一方面年羹尧的确有很多不应该，让朝内外群臣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否弹劾年羹尧也是一种政治表态，所以文武百官争先恐后揭发他。雍正前期允许“风闻奏事”，也就是根据道听途说来上奏，并不会因此降罪，很多人因此罗织罪名控告年羹尧。雍正以听从群臣的建议为名，把年羹尧官职全部免除，并于雍正三年年9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12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明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判斩，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额外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为一等公、太傅，他的哥哥年希尧为广东巡抚，此时全部免官，但因为是雍正外戚，没有再追究罪责。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斩立决。他的其他儿子中年15以上的都发配到边境去充军。年羹尧幕僚邹鲁、汪景祺先后皆被斩首，亲属给披甲人为奴。但是很快，年希尧又被重新启用为正二品总管内务府大臣。雍正五年，雍正赦免了年羹尧的所有儿子，让他们从戍边之地回来，交给年遐龄管束。

最后，我们单列年羹尧贪污腐败到底有多猖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看看。资料来源于《雍正实录》：

题补官员，受谢仪40余万两；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24万两；受赵之垣金珠等物、值银20万两；取受乐户窦经荣银两（原旨未标明数目）；受宋师曾银10000两，并玉杯等物；遍置私人、私行盐茶；私占咸宁等18处盐窝；取受葛继孔馈送古玩；受傅泽澐贿，明知傅泽澐亏空，不行查参；勒令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帮银4000两；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欲带往陕西省安排职位；将抢掠各番衣服等物，占为已有；私征新抚各番雍正二年租粮；蒲州盘获私盐，计值10000两占为己有；差家人高四、贩买马匹，令家人颜泰、将马匹发兴安各镇，勒取重价；委典史朱尚文、贩买木植；令马起龙卖茶，得银99000余两；冒销四川军需160余万两，又加派银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0000石至军前，冒销脚价40余万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000余两；借名建筑布隆吉尔城垣，冒销钱粮，隐匿夔关历年税银88000两，又加派军需粮规50000余两；将拏获私茶、罚赎银40000余两占为己有；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56000余两；将现贮西安未运米10000石，捏称运至西宁，冒销脚价46000余两；将宁夏各卫所贮仓耗14000石，并不题报，并留宁夏拴养马匹工料银15000两入已；侵用城工余剩银16000余两；买贮咸长等八县米、浮销价银15000余两；抄没塔儿寺硼砂茜草等物，私自变价14000余两；侵用纪廷诏等、捐解银10000两；砍取桌子山木植，借称公用实际上占为己有。

以上标明数目的贪腐就是300多万两白银，没有标明的估计数额也不会少。而康熙末年全国库银才800多万两，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年羹尧到底有多贪！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25亿元左右，和现代贪官相比毫不逊色。年羹尧明贪暗侵，手段多样，其数目之巨，范围之广，足以影响朝政，单从这一点来说，雍正如果不收拾掉年羹尧，一切治贪治腐治吏的政策都没有任何底气。

（本文带引号的文言文，均出自《雍正实录》又名《清世宗实录》，其实就是雍正皇帝的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