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叙述了秦汉时代游士与游侠兴起又渐趋消亡的过程，描绘了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

搜狐文化特约本书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详细讲述了秦汉神秘群体,游士与游侠这两个群体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深度解析了汉朝建立后游士和游侠为何发挥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小等问题。

搜狐文化：您如何区分游侠和游士这两个群体，另外这两个群体之间是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曲柄睿：在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确实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加，进而催生了游侠和游士这两个特殊的群体。

游侠和游士在身份和活动上确实存在一些区别，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游侠通常以武力或军事行动为特点，他们可能以个人或群体的形式参与具体事件，展现出强烈的行动力和冒险精神。而游士则更多地活跃在政治场合，参与国策制定和战争策划，他们更注重智谋和策略。

然而，正如您所说，很多游士和游侠都兼资文武，他们身上同时具备了文的要素和武的要素。这使得他们在具体行动中可能展现出多种角色特点，既可能是智勇双全的谋士，也可能是英勇善战的战士。因此，要准确地区分一个人是游士还是游侠，确实需要综合考虑其具体的行动和背景。

此外，游侠和游士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值得深入探讨。他们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对于推动历史进程、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群体的特点、行为和社会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搜狐文化：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为何要豢养大量的游士和游侠，有何目的？

曲柄睿：战国时期以及汉朝初期贵族和诸侯王豢养游士和游侠的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贵族和诸侯王豢养士人，不仅是为了选拔人才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增加筹码和资本。

在战国时期，由于没有明确的选官制度，人才的选拔往往依赖于私人联系和推荐。因此，贵族和诸侯王通过豢养士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和了解各种人才，进而选拔出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人才。同时，这些士人也可以为贵族和诸侯王提供智谋和策略，帮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

然而，豢养士人也有其潜在的风险和弊端。正如您所说，当贵族和诸侯王在权力斗争中失利时，他们豢养的士人可能会成为他们与国君谈判的筹码和资本，甚至可能左右国家政局。此外，当这些士人之间发生矛盾或争斗时，也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事端和纷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

到了汉朝初期，虽然已经有了察举制度等选官制度，但贵族和诸侯王豢养士人的现象仍然存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外戚窦婴和田蚡的争斗，以及他们大量豢养宾客所引发的纷争，使得汉朝的大臣们开始意识到养士的潜在风险，并形成了不要养士的共识。这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对于权力斗争的敏感性。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和汉朝初期贵族和诸侯王豢养游士和游侠的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士人不仅为贵族和诸侯王提供了智谋和策略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豢养士人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和弊端，需要谨慎处理。

搜狐文化：汉朝建立后，游士和游侠为何发挥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小？

曲柄睿：汉朝建立后，从整体趋势来看，游士和游侠确实在逐渐衰落。然而，这种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进行的。例如，在汉初，如高祖刘邦时期，以及随后的惠帝、吕后，甚至文帝时期，游士和游侠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活跃。特别是在刘邦的时代，中央集权尚未特别强大，这也为游士和游侠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汉朝，实际上是刘邦所建立的一个国家，它在某种意义上复兴并延续了战国后期诸侯林立的状态。刘邦所拥有的皇权，可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皇权。因此，汉朝当时的各项政策主要是以防备东方诸侯国为前提的。这一点在汉初分封异姓诸侯王时最为明显，其中如韩信、彭越、黥布等几位重要人物，最终都被刘邦铲除了。随后，刘邦取而代之的是同姓诸侯王。然而，汉朝对同姓诸侯王也心存忌惮，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诸侯国内依然拥有极大的权力。鉴于汉朝在客观上延续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有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为“后战国时代”，所以游士和游侠他们就有了自己周游的空间。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在汉朝中央政府做官，觉着做官的意思不大，这个时候正好是梁王西游到长安来，他门下有很多文学家，多数都是游侠这一类人，司马相如跟他们相谈甚欢，后来去梁国做官。在今天我们一般人是理解不了这种状况的，放着首都的官不做，到地方上去做官。可是在汉朝没有这种区分，这是社会的现实导致的结果。

而到了汉景帝时期，特别是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之后，诸侯国的力量越来越弱，对于宾客也就是游士和游侠，能够给予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给他们的待遇也越来越差了，游士和游侠在东方诸侯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到朝廷来任官。可是朝廷不像以前需要这么多人才，这些游侠对于朝廷来说只是被挑选的对象。

所以从这一时期游士和游侠逐渐蜕变了，一方面是游士大概就变成了文学家，一方面游侠在中央没有任职的空间，回到地方上就逐渐地退回了自己的本色，也就成为了豪强。什么叫豪强呢？也就是大财主，在地方上有很多的财富，能够招来大量的宾客，有很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可以大到干扰地方政府的行政，影响地方官吏的判断，所以这些游侠在汉朝的统治的格局里面是被打击的对象，郭解的影响力非常地大，即便是后来他被迁徙到长安了，他在长安地方也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后来汉武帝就不容情面地把郭解除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汉朝建立以后，游氏和游侠他们发挥的空间的确是越来越小，他们诞生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社会的变化和分裂，当社会的变化和分裂逐渐地消失的时候，游士和游侠自然也就逐渐地走向衰退了。

搜狐文化：文末中，您谈到司马迁身上的矛盾性实际上就是他笔下游士和游侠的共性，请展开谈一谈。

曲柄睿：司马迁身上有相当强烈的矛盾性，前文提到的东方朔、司马相如这些人都很像司马迁。他们身上的矛盾性是什么呢？在战国时代，游士和游侠是能够左右天下局面的，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像东方朔、司马迁他们就成了皇帝身边的弄臣了，出现了这么大的身份上的变化，必须得承认对司马迁和东方朔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落差感。

像东方朔这样的游侠和游士，他们极其智慧和逍遥，但同样也较为脆弱，遇到一点压力，就容易自暴自弃。所以游士和游侠这一路的人，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是黄老这一流，能争就争，不能争就算了，时代适合的时候就出来做一做事，不适合的时候就避一避。

像东方朔和司马迁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担任大臣，去参与政权的决策，另一方面他们学的这套东西，在汉武帝这一朝也过时了。像游士和游侠这些人，对于统一天下是有帮助的。他们勇敢、有魄力，敢于牺牲自己，在从乱世走向统一的时候能发挥作用。可是当天下一统，尤其像汉武帝时代，游士和游侠他们能发挥的作用一般就是当个使节，出使外国。

司马迁也是如此，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周游天下，所以他身上有很强烈的这种游士和游侠的精神。而且回到朝廷做官的时候，也愿意在皇帝身边说一些大政方针，比如说李陵该怎么处理，他也愿意表态，这说明他确实是有参与到国家事务的这种决心和信心的。

可是要注意到一点，在汉武帝眼中，司马迁的身份可能跟我们今天人们眼中司马迁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想到司马迁，往往会给这个人加很多神圣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站在汉武帝的立场上，类似于司马迁这样的人简直是数不胜数，车载斗量。

所以对于汉武帝来说，司马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再加上汉武帝对于李陵是有自己期待的，希望他能做一个英雄。因为作为一个英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意义很大，这是从王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的问题。

但是我们讲司马迁就很难讲他是不是真正意识到了在王朝的全局和一个个体的生命之间应该怎么选？究竟孰轻孰重，司马迁自己有没有考虑，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司马迁还是不离黄老和游侠的本色。

从游侠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在统一的政权来看，这个人其实还差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游侠在汉朝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有人的心态停留在上一个时代，可是有一些人的心态已经到了下一个时代，像司马迁他就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搜狐文化：本书中，您深入挖掘和解析了范雎、张良、韩信、刘敬、贾谊、汲黯、郭解等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位？

曲柄睿：在这本书里确实写了很多人，有范雎、张良、韩信、贾谊、郭解等，其实这几个人我都是很佩服的，别看他们最后的结局不尽相同，各有各的情况。

我们今天来看待历史人物，往往喜欢去比较，但是我想说的是，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待他是不是在所处的时代而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扮演好了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

刚才罗列的这几个人，我想说这里面多数的人基本上算是满足我刚才提到的两个标准，我最认可的是范雎和张良这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身上的共性都是属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长期忍辱负重，要经受很长时间的挫折、考验、忍耐以及等待，而最后经过了忍耐和等待之后，他们又没有消颓掉自己的信心和意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很让人佩服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精神。每一个游士和游侠，他们的兴起和衰落其实都不能脱离时代，也脱离不了自己的努力。

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和中国思想史。主持国家级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一项。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整齐世传》《汉书学术史》和《忽如远行客》。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两项。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