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朝，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携带着佛朗机铳杀向了亚洲，自此西方与大明直接接触，不再通过中介国家或文明与欧洲产生关联。

大明的第一次军事洋务运动与葡萄牙侵华失败

葡萄牙与大一统的明朝经过两次次碰撞后，决定不再以“骄横心理”去强行与之交易，而是采用“海盗流窜”方式在沿海城市外海进行掠夺、建立过路关卡方式。

汪竑指挥明军与葡萄牙在1522年（嘉靖元你按）的屯门海战和1523的西草湾两次海战后，汪竑被嘉靖皇帝看重，提拔汪竑为兵部尚书主管“大明军事洋务运动”。

之后，为了加大改革力度，嘉靖让汪竑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主管兵部、吏部两个核心部门的尚书，那时，因为“大礼议”等之争，嘉靖对于内阁比较压抑，六部和内阁形成竞争、制衡关系。

很显然，葡萄牙是在嘉靖朝受了打击之后做出侵略方式的改变。因为深受儒家和农业文明影响，大明对葡萄牙这种入侵方式并没有在意，而且我们的战船在那时论先进已经不及葡萄牙。

“郑和宝船”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正德嘉靖时期我们的军事工业确实落后了，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这就是大明的第一次军事洋务运动，这次军事洋务运动非常成功，无论是俞大猷还嘉靖在自己的军队中都有大量佛郎机及其变种武器。

军事洋务运动在大明出现的弊端

明朝的火器，自朱棣时期已不再称雄世界，大明的火器需要安南的火器操作者来进行领导，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支火器部队的智力掌控者却并非是中国人。只不过因为朱棣时期，欧洲还处在落后状态，整个世界中国因为总体科技、工业锻造和生产能力等，无可争议的是世界第一。

虽然到了正德嘉靖时期葡萄牙帝国在与明朝接触时期的西方与我们的差距并不是太大。所以，葡萄牙的少量兵力根本无法敲开中国的大门。

嘉靖朝在汪鋐等人领导下，大明军方迅速吸收佛朗机铳、葡萄牙战船的优势，积极进行仿造，靠着它在抗倭、对蒙作战中大规模地采用，甚至让明朝有了“唯武器论”的苗头。

有些对西方比较推崇的朋友会说，葡萄牙的佛朗机铳在西方也只是二三流的武器，再加上军事殖民者多是被雇佣的民间人士且人数较少，算不上中国与葡萄牙乃至与西方的战争。

但问题是，不管你承不承认，当时的西方以贸易为幌子、武器为后盾情况下，采取的就是贸易加海盗的方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对葡萄牙要求只和它交易的情况给予拒绝，理由很简单：我跟不跟你交易、与谁交易你管不着。但问题是，西方国家却不这样看。这能说是贸易吗？不是，这是贸易霸权），被雇佣者也多是从事过军事或雇佣的军人且都受正规军相助，这不是国家行为的话。那就真说不过去了。

况且这些贸易冲突的决定者、战斗指挥者、后勤提供者，也多是驻所在地的葡萄牙总督所为，有这个官衔在，你能说他不是国家行为？只不过激烈程度不如其他国家大而已，但也是一种国家行为。不是明朝和葡萄牙的战争，要知道无论是人还是武器都是葡萄牙派出。

除了国家海盗行为外，购买某个地区作为基地也是一种方式

葡萄牙帝国通过以贸易为幌子，实行的是殖民入侵行为，这种做法在印度等地实现了一定成功。在果阿等印度西部地区，葡萄牙直到1961年，印度才通过武力夺回了果阿地区。而果阿之所以被葡萄牙殖民就是葡萄牙以贸易为名义进入，之后摸清了果阿当地印度土王的实力后用武力入侵成功。

同理，葡萄牙侵略军主体上采用“国家海盗”形式收取海上过路费的同时，也通过行贿方式取得了广东地方当局对其租借澳门的默认。嘉靖皇帝也是事后多年才知道此事，知道后也没有什么反对。久而久之，澳门也就成为葡萄牙一个重要的准殖民地（主权仍然在我，作为我国行政体系下乡镇级政权存在）。

本来葡萄牙通过租界澳门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也想找时机北上侵略更多的地区。但是因为其自身实力较弱，特别是同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邻居西班牙日益强大，葡萄牙忙于自保也就无法再北上了，只求在大明首肯下保持既有利益即可。

这时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葡萄牙反而从过去的敌人变成了大明的朋友，在崇祯时期，澳门葡萄牙人和武装反而成为明朝一些人保卫政权的救命稻草，由此，红夷大炮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