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离世，拔都、速布台率领的长子西征军立即从维也纳撤军东归；公元1259年蒙哥汗去世，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军又连忙放弃对叙利亚的军事压迫，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返回蒙古举行忽里勒台，拥立自己支持的可汗。如果说窝阔台的离世，只是留给奥地利残喘的机会，以及贵由继承汗位促成了拔都立国；那么蒙哥汗的离世，则造成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南北对峙，继而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蒙古帝国在汗位交替之际的动荡，与其传统的财产继承方式“幼子守灶”关系密切，这个传统与“忽里勒台”推举制度产生了对立，就难以避免继承人选的争夺，这种争夺是伤及国本的最“有效”方式。

幼子守灶、忽里勒台的形成与发展

“蒙古自古的风俗，首领在期生时，遣其诸长子居于外，分予财产、牲畜属众；其作则尽属幼子。”——《史集》

“幼子守灶”指的是蒙古族幼子继承传统，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是家庭的核心，诸子则按照长幼进行婚配安排。比如一个家庭正妻生下5个儿子，正常情况下，如果长子没有娶妻，剩余4子也不能先于长子成家。而如果年长的儿子成家之后，则与父母分居，在得到原有家庭给予一定的财产支撑后另立新包，而且是远离父母家庭所在的游牧区域。按照顺序将4个儿子安排完婚事后，则由幼子陪伴在父母身边，即使成家后也不离开，他要承担父母的养老送终。在父亲离世之后，家庭主要财产和父亲住妻子的帐幕及屯营，都由幼子来继承，所以幼子被称为“额毡”，也就是主人的意思，幼子也就成为炉灶的守卫者，称之为“斡惕赤斤”。

这个传统主要是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及生产力较低决定的，我国诸多游牧民族皆是以幼子继承家业。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征，也就是以天然草场放牧，遵循畜群习性、季节变迁规律，将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承能力之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资源又不使其破坏。

所以“游牧”是以水源为依托，草场为基础的分散式、流动式生活习性。年长的孩子另立新包，从根本上讲是寻找新的牧场以便自给自足，减少了原生家庭的资源分享。而每个孩子另立新包时，原生家庭会给予一定数量的牲畜、皮毛，这就是一个新家庭产生时的原始资本。因此，蒙古族的传统是家庭资源的横向扩展，而非家族财富的纵向积累，与分封制的不同体现在于“新立”，而非固有领地的赠与食邑，幼子守灶的传统更倾向于经济财产的分配方式。

“每岁春正月，各部落之长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茏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蹭林，课校人畜计。”——《史记·匈奴列传》

“忽里勒台”可以理解成蒙古族的“民主决议”制度，但这种民主是奴隶主贵族才享有的政治权利。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游牧民族的家庭单位是横向发展的，在此基础上，于地域之间形成了大小不一的部落，部落中拥有绝对财富的家庭就成为整个部落的利益代言人，上升到管理和军事防卫的高度，就是酋长的形势。

由于草原的广袤无垠，游牧群落居住的分散，氏族部落之间集聚并不容易，所以当一个区域内的牧民进行联合活动时，就会利用短暂的集聚时间开展议事、校课、祭祀和游戏宴饮等活动。

这种由部落聚集共商大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匈奴民族，也应该是蒙古忽里勒台制度的雏形。蒙古族早期领袖俺巴孩汗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之上时，蒙古各部族公在斡难河源举行了一次隆重地忽里勒台，推举勇士忽图剌为合罕，为给俺巴孩汗复仇，这就是由忽里勒台会议推举出的部落联盟利益代言人。

到了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由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为大汗，标志着忽里勒台选汗制度在国家法律形式上得以确立，它作为“大扎撒”的主要内容写入“青册”，并颁布于蒙古本土及诸汗国。这就规定了此后凡举汗必须通过忽里勒台仪式，忽必烈开创元朝时也将这个制度延续下来，凡帝位更替，就要举行忽里勒台仪式，只不过在《元史》中被改称为“大朝会”。与此同时，忽里勒台还具备颁布国家法律、制度、规章的职能，如铁木真时代的“怯薛”制度，就是在帖麦该川举行忽里勒台而确立的。

虽然这项制度规定了此后大汗即位，都由忽里台推戴，但这种推戴趋于形式化，因为树立它的是成吉思汗，破坏它的同样是成吉思汗。

正如忽里勒台制度的权力享有者仅限于黄金家族主要成员、万户长、千户长和主要那颜，这里的民主就是极少数的民主，其民主性也是完全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1206年的铁木真是完成了武力统一，

这种建立在刀剑之下的推戴制度，注定了话语权归属强者，所以忽里勒台还具备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权。

传统与制度碰撞的严重后果

1227年，成吉思汗在临终之际做出了两个安排，一是他沿袭蒙古的古老习俗，完成了对诸子、宗王疆土的分封；二是将蒙古帝国既有军事力量分封给诸子与宗王。据《史集》和《阿勒坛·迭卜帖儿》的记载，成吉思汗是将蒙古帝国属于中军、左右翼的十二万九千“披甲军”分给诸子侄、直亲。按照“幼子守灶”的古老传统，成吉思汗将自已大部份资产、封地及军队留给正妻所生的幼子拖雷，其中包括成吉思汗中军卫队千人，由唐兀人那颜察罕统领；左手军六万二千人，由札剌亦儿部木华黎统领；右手军三万八千人，由阿鲁剌惕部孛斡儿出统领，共计十万一千人。剩下的二万八千人中，分给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子各四千人；忽兰皇后所生庶子阔列坚四千人；成吉思汘幼弟斡赤斤五千人；弟合赤温一脉侄子三千人；弟拙赤哈撒儿一脉侄子一千人；成吉思汗母亲柯额伦三千人。

从传统角度看，成吉思汗是遵守了“幼子守灶”，他将大部分财产和军队给予了幼子托雷，但“幼子守灶”是原生家庭的财产分配传统。

而当黄金家族建立了蒙古草原上的强大帝国后，就覆盖了浓厚的政治含义，既然在汗位的继承方式上形成了忽里勒台制度，那么牵扯到军队的政治性问题，就不应该由铁木真进行分配，更不应该将幼子守灶的传统模式套用在政权交替之上。成吉思汗无疑是将国家的军队看成了私产，进行了财产分割，这也为以后的政权更替带来了隐患。且在札撒法令的规定下，这些军队连同其亲属世代隶属受封的长系宗王，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所以成吉思汗的这次军队分封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为蒙古帝国内部武装夺取政权埋下隐患。

而为了帝国的统治，成吉思汗又很谨慎的选择了政治才能较为出色的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这不仅将忽里勒台推向形式化，更给后者带来了统治上的威胁，因为他的幼弟拖雷，坐拥着十万一千人的精锐部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拖雷死后，窝阔台未与宗亲商议，就立即将拖雷儿子们的军队分解到自己儿子阔端手中。此事虽引起群情激愤，但在宗王调解下得以迅速平息，而窝阔台再也未能找到整肃拖雷系军队的机会。

好在即位之前，窝阔台就在铁木真的干预下，将托雷系嫡长子寄养在膝下，这里虽然是出于长子随军从征的传统，但寄养模式也不排除是权利的游戏，在托雷去世以后，蒙哥还继承了其部分封地和军队，这样的危机化解也着实难为了窝阔台。

窝阔台逝世前，本欲立为汗位继承人的三子阔出已战死，窝阔台直接跳过儿子辈儿，打算将汗位传给阔出之子失烈门，可未等形成遗嘱，窝阔台就突然离世。其长子贵由在生母乃马真的筹划下，于1246年夏天，通过和林忽里勒台被推举为汗。而就在忽里勒台大会之前，发生了一次企图以武力夺取汗位的事件。此时的贵由尚在西征归途之中，东道诸王之成吉思汗的兄弟斡惕赤斤那颜趁机率军逼近和林，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而当贵由回到叶密立河畔的消息传来后，斡惕赤斤才放弃了武力夺权的计划，等待他的是贵由的秘密审讯与迫害。贵由在这件事情上也产生了忌惮，他在忽里勒台上再三推辞，只是为了获得宗王的一个承诺，他在大会上提出继承汗位的条件是“

在我之后，合罕之位要归于我的家族。

”诸王公也因此作出承诺：“

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

。”

。长子西征军的统帅拔都与贵由不和，因而称病拒绝赴会，公开抵制贵由，并于钦察故地建国，是第一个独立发展的宗支。贵由在登上汗位之后欲以报复，可在西征钦察汗国的途中暴病而亡，

否则这场内斗可能直接引起蒙古诸王的战队与分裂

。贵由也想不到的是，

察合台系的支持是建立在父辈的基础之上，他与窝阔系针对术赤系的打压，促使了拔都对托雷系的鼎力支持，且托雷系以成吉思汗的“遗产”作为基础，具备武力支撑，也就不屈于忽里勒台的形式束缚。

故而在贵由去世以后，拔都率先以“幼子守灶”的传统提出汗位应回归托雷系，明确指出了蒙哥才是合法继承人。

1251年7月，蒙哥在托雷系王亲和术赤系的支持下，于拖雷封地客鲁伦河源头举行忽里勒台，登上汗位。此后，便借窝阔台及察合台后裔诸宗王企图反叛为由，对两系的宗王、勋戚、大臣展开无情地整肃，其杀戮达到了蒙古帝国建国以后的顶峰。就连贵由的正妻海迷失后也被扒光了衣服受审，后与窝阔台最喜欢的孙子失烈门一起，被裹在毛毡里，溺死水中。

这次残暴的整肃中，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后裔几乎被杀戮殆尽，这无疑是黄金家族的自相残杀，对于蒙古帝国的伤害极大。

这里虽然是王系之间的斗争，但已经暴露出继承法则的原始缺陷，

成吉思汗通过忽里勒台走向神坛，并赋予了法制保证，但在传承中未能划清界限，提高了继承者的政治地位，却未能匹配相应的政治基础，反而以“幼子守灶”的传统，为汗位之外的王系留下“造反”资本，以至于内部斗争、骨肉相残。

而这种王系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托雷系如愿以偿的获得汗位而告终，因为立幼还是立贤的问题依然存在，换言之“幼子守灶”和忽里勒台制度的矛盾依旧未能化解。

1259年8月，当蒙哥汗战死于宋地合州城下时，汗位虚悬又引发了托雷系内部的兄弟相残。经略汉地的忽必烈，留守托雷封地的幼子阿里不哥，在1260年春夏之交分别举行了忽里勒台，都“抢先注册”了蒙古帝国汗位。这便引发了正统之争，亲兄弟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结果是阿里不哥失败，忽必烈虽然站在道德高度上赦免了弟弟，但阿里不哥一月之后还是“暴病”而死。

随着阿里不哥死去的还有诸王贵族对于蒙古帝国的凝聚力，忽必烈经略汉地，以中原立为根基，很大程度上更是疏远了蒙古高原上的宗王旁支。遥远的钦察、察合台汗国随着牧场的固定、宗教的影响、民族的融合等因素的影响，更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虽然旭烈兀明确支持了忽必烈，但其势力范围远在欧洲，实际上也脱离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并且很快的伊斯兰化。所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正统之争，实际上是造成蒙古帝国分崩离析的最后一计重拳。

忽必烈虽然研习汉制，却也固守古老地蒙古旧制，规定凡是新帝即位都要经过忽里勒台的推举，于是元朝的帝位纷争也出现诸多波折，从而带来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不断变更，国家的行政效率严重滞后，也为元帝国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元政权的继承问题，反应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家族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的激烈碰撞。忽必烈受经略汉地的影响，也尝试过作出改变，但

他所作出的改变并没敢挑战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也更不可能在草创入主之际祛除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

，他只是在晩年尝试嫡长继承制以解决皇位的纷争，是在不打破忽里勒台制度的前提下另行确立帝位继承法则，也就是仿照宋朝的宗法传承制度。可惜这次尝试以真金太子先于忽必烈离世而宣告破产，所以在忽必烈之后的忽里勒台上，会经常性地演出一幕幕残酷、血腥地夺位丑剧。

其实无论是“幼子守灶”的传统，还是忽里勒台制度，能够在游牧民族里形成并使用，就说明了它的合理性，尤其是忽里勒台的产生，带有军事民主的性质，这是部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蒙古帝国的建立标志着部落社会迈过了封建领主制的门坎，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氏族部落的旧制度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成吉思汗生前是凭借武力支撑、以及个人领袖魅力保证了忽里勒台的顺利实行，而在衔接上，他又以守旧的分配方式留下隐患，这种隐患是无穷无尽的。与时俱进向来都不只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摒弃守旧思想，摒弃不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策制度。

参考史料：《蒙古秘史》、《史集》、《草原帝国》、《元史》

参考文献：

《蒙古国分封制的原型与元王朝的国家构建》.姚大力.历史地理期刊.2014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陆俊岭.中华书局.1982

《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何高济.元史论丛.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