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人暴动”，也称作“国人起义”，是公元前841年在西周国都镐京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民间起义。这里提到的“国人”，虽然以平民为主体，但带头的却是贵族阶层，颇有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的特点。

对于国人暴动之前的历史，我国尚未有确切的纪年，基本都是推算估计。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此后才有了准确的数字纪年。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分封制，周天子的王城镐京之外已经遍布诸侯国，而在镐京之内也遍布贵族，周朝的土地基本上都被这些诸侯和贵族占据了。以至于，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越来越少，极大地削弱了王权。

周夷王之后，他的儿子姬胡继承了王位，史称为周厉王。他为了扩充土地，也为了聚敛钱财，开始将无主的山林和湖泽等地都直接收归天子所有，禁止平民百姓甚至宗室贵族涉足取利，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心生怨恨。

对此，大夫芮良夫劝谏周厉王要适可而止，不要过分激化矛盾。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

芮良夫采取了迂回战术，通过弹劾荣夷公来劝谏周厉王，山林胡泊等自然资源都是上苍赋予的，应该由全民共享，而不能天子独占，否则必定引起天怒人怨。而且，天子的权力基础就在于诸侯和贵族的支持，否则必定成为孤家寡人。

可惜，芮良夫的良言并没有被厉王采纳。相反，他还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就存在的矛盾，推行起了高压政策，不断监听和打压贵族势力。据《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在镐京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不是矛盾的化解，而是更进一步的聚集。随着贵族越来越衰弱势微，随着平民越来越苦不堪言，“国人”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不过，西周虽然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但在朴素和原始的社会公序下，国人对于周厉王的愤怒并没有转化成为陈胜吴广式的武装起义，而是寄希望于上层大贵族的内部更迭，以最小的伤亡和代价取代周厉王。

就这样，镐京城内的大贵族鼓动平民（小贵族）纷纷涌上街头，发起了一起群体性的政治事件，逼迫周厉王逃离国都。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反对周王室，甚至不是反对周厉王，只是反对周厉王的霸道政策罢了。

受此影响，周厉王只得逃到了彘（zhì）地（今山西霍县）避难，再也不敢返回镐京，甚至也调动不了各地诸侯前来勤王。不过，各诸侯国和大贵族也没有继续追讨势单力薄的周厉王，于是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厉王回不了国都，而参加暴动的“国人”也不再追杀厉王，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而这种默契竟然存续了十三年之久。

期间，召穆公和定公两人共同执政，继续管理西周的大小事务，从此改年号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

等到周厉王在彘地过世后，他的儿子姬静自然而然地继承为周天子，史称“周宣王”。

宣王继位后，他汲取了父亲厉王的教训，对诸侯和贵族都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政治上重用召穆公、虢文公等人辅政，逐渐平稳了局势；军事上积极征讨山戎、鬼方、淮夷等势力，暂时恢复了西周的国力，史称“宣王中兴”。

但是，面对这些成绩，周宣王晚年骄傲了，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外征伐，终于遭到了惨败，使得中兴局面最终破灭。而他儿子周幽王即位后，不断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西周的灭亡，从此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列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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