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接到一个秘密任务。

重庆九龙坡机场站长对他说：“明天早上8点半，你负责把两个人送去台湾，降落到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当时，经常有国民党的高官飞去台湾，王赐九就执行过好几次这样的任务，不过，以前都是去台北机场，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要去桃园机场。

（图：二排右二为王赐九）

然后，站长又特地吩咐说：“从现在开始，不准走漏任何消息，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也不准与任何人打电话，包括家人！”

站长的这番话，让王赐九立刻感受到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肯定是哪一位非常重要的大人物要去台湾了，至于是哪位大人物，王赐九出于纪律性，自然也没有问，只是回答说：“保证完成任务！”

到了第二天早上，王赐九早早就来到了机场，检查完飞机的各项情况后，就坐到了驾驶室里，准备起飞。

到了8点20分左右，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飞机旁边，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个女的王赐九不认识，但是那个男的，王赐九一眼就看了出来，不禁在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张学良，那个女的，自然就是赵四小姐。

自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就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开始住在贵州，后来又被送到了重庆，扣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

那些年，经常有各界人士在努力营救张学良，但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始终没有松口，到了1945年重庆谈判时，共产党再次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叶挺等爱国人士，结果，蒋介石同意了释放叶挺等人，却拒绝释放张学良。

而且，蒋介石为了安全起见，还特地要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送去台湾，免得被人秘密营救出去。

当时，张学良已经45岁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英雄了，据王赐九后来回忆说：“张学良（出现在机场时）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来，有段时间不修边幅了，稀少的头发在秋风中飘摇，但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中，仍可窥见曾叱咤风云的英气。”

王赐九还说：“他俩紧紧地依偎着，慢步朝飞机走来。沉重的步履，显示出他们对这块土地深深的眷念。他俩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有生之年在大陆的最后旅程。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像是为这对爱国赤子的远行而落泪。”

当时，王赐九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很想和张学良说点什么，但出于纪律性，还是没有说出口。

几个小时后，飞机飞到了桃园机场上空，但是王赐九发现，机场上没有显示降落标志，而且根据测风仪显示，左侧风速超过了每秒12米，如果没有地面指挥，也没有无线电联络，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会机毁人亡！

这时，王赐九的心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重庆九龙坡机场站长特地交代要降落到桃园机场，却又没有安排降落所需的条件，是什么意思呢？王赐九不禁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要知道，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来说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他对张学良自然也是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刻把他枪毙，但是，在很多人尤其是宋美龄的力保下，蒋介石还是不敢对张学良怎么样，让他非常难受。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成了老蒋的烫手山芋，杀了吧？会引起众怒，放了吧？自己又不甘心，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场意外，让张学良意外离世，既让老蒋遂了心愿，又让大家说不出什么来，一举两得！

在张学良被关押期间，这样的“意外”是很难出现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去台湾的这次机会了。

本来，大多数国民党的高官都是直接飞去台北机场，为什么站长特地交代王赐九要降落到桃园机场呢？而且还没有安排好降落的条件，其中到底有没有猫腻呢？

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那么，王赐九是怎么做的呢？

他没有冒险在桃园机场降落，而是冒着抗命杀头的风险，转头飞去了台北机场，在台北机场安全降落了。

飞机降落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下了飞机，朝着机组人员挥手致意，然后乘坐汽车离开了。此时的张学良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危险！

王赐九回去后，向上级汇报了这些情况，很快，他就被叫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处长严厉地质问他为什么改变降落地点，王赐九说了原因后，处长又严厉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党国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

后来，王赐九参加了起义，加入了解放军，但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直到90年代，有记者去采访他，他才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让这件事大白于天下。

（参考资料：《文史月刊》《钟山风雨》《家庭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