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世家大族是史学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首先，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当权的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学术诸方面，门阀土族都产生过显著的作用，为治史者所注意。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有侨姓、吴姓、郡姓和虏姓等类型，其中之吴姓门阀正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化身。

因此，全面研究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次，南方经济大发展的起点是在东汉，至隋唐达到高峰，而江东又是南方经济发展之精华所在。植根于此的江东世家大族, 其萌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恰好与江东地区经济发展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相对应，这决非偶然现象。

一． 两晋政治情况简述

两晋时期的大家族势力在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个方面对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

东晋时，双方关系则以各民族政权的实力变化、利益得失为出发点，并与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在经济、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汉化是主流，而少数民族文化也渗入汉族文化之中，丰富了汉族文化。

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社会更加崇尚世家大族，他们认为世家大族在当时社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原因西晋亡后北方流行大家族观念？

二． 西晋亡后北方流行大家族观念的原因

1. 在西晋时已经有发展兴盛的大家族最终成为王室——司马氏

据《晋书》载，司马氏为帝高阳之子重黎后裔，即夏官祝融。经历唐、虞、夏、商各朝，世代承袭这一官职。周朝改夏官为司马，周宣王时，赐司马作为族姓。楚汉之际，司马卬为赵国将领，与诸侯共伐秦国。秦国灭亡，司马卬被立为殷王，以河内为都。

汉朝将其地定为郡，子孙长居于此，传第十二世至司马懿。曹魏建立后，司马懿任太子中庶子，深得曹丕器重。曹丕继位后，司马懿常常参与重大决策，与陈群、吴质、朱悟共称四友。魏文帝临终任命司马懿、曹真、陈群等共同辅政，并嘱咐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司马炎称帝后，吸取曹魏亡国教训，在政治上大封同姓亲王。司马炎首次封王，就达二十七人，此后又陆续增封，亲王达五十七人。这固然加强了司马氏对全国的控制，但也为西晋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司马炎执政后，釆取了一些开明措施，革除前朝弊政。

从这可以看出来，在西晋建立前期，司马氏就是当时社会上发展繁荣的大家族。并且西晋建立后，司马炎给他的父兄子弟很高的荣誉，大多数都封为王储。这就为以后的世家大族建立基业做了依据，越来越多的开始了解当时社会中大家族的势力可以得到重视。西晋灭亡之后大家族势力纷纷兴起。

2. 地理环境与社会活动影响了大家族的兴衰

在江东世家大族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江东地区的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因素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由于地理形貌，土壤质置，水利资源，交通联系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的差异，再加上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以上八个自然地形小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很不一致的。

如果按经济上得到有效开发并达到较高生产水平的时间早晩来衡量，又可分为三大类篷济发展区。总的来看，从先秦到唐末，江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各类经济区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又从严重的不平衡趋于大体的平衡。而江东世家大的兴起衰落， 正和这种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孙吴时期，江东世家大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从而得以顺利进入成长阶段。这种巨大经济力量主要是通过领兵复客制度获得的。

领兵复客制度的出现，是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标志。当时，中原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亦普遍强化，因为东汉末年的长期大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江东的情况则与中原完全不同。自东汉以至孙吴建国，江东并未发生社会大变乱，其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严重衰退，而且一直保持向上发展的趋势。

实际上，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其根源即在于当时各类经济区之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过大,因而经济先进区的少数家族，得以利用武力掠取经济落后区的山越居民以为私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现象就产生了。由此可见，江东世家大族的成长，亦与江东的经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东晋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形成阶段。形成的标志则是他们与侨姓世家大族共同构筑了门阀政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两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兴起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脱离开了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也许两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发展壮大。

3. 两晋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主要有两个层次。首先，若干同姓家庭通过血缘关系构成家族。其次，各异姓家族再通过其他种种社会关系构成集团。

江东世家大族各异姓家族之间，通过同乡、婚姻、同学、师生，僚属等关系联结起来。其中作用显著者，乃是同乡与婚姻两种关系。从史载资料来看，这两种关系的联结作用，在孙吴和布晋时比较强固，到南朝即大为减弱。

总之，江东世家大族的集团结构，自东汉到孙吴是比较坚实的时期，南朝则是渐益瓦解的时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则是江东地区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大家族集团有明确的共同目标，即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能够釆取一致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又都有重要人物起领导作用等，这都与其集团结构比较坚实直接相关。到了南朝, 特别是南朝后期，他们的集团结构逐渐瓦解，因而其政治活动的盲目性上升，个人色彩变浓，集团政治功能减退。事实上，集团结构的松弛瓦解，乃是江东世家大族走向衰落的内部原因。

总之，江东世家大族是一个由世代簪缨家族构成的地区性政治集团。这一集团萌生于东汉，成长于孙吴，形成于东晋，在南朝由盛转衰，到唐中期之后方告完全衰落。从本质上说，江东地区少数世代簪缨家族的出现，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利分配上的不均等现象。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江东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

在此阶段中，面积狭小的经济先进区，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全国先进地区的水平。于是,一批在政治上颇有竞争能力的家族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其余广大的经济落后区，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却十分低下，因而难以出现具有政治竞争能力的家族。

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属于江东所有家族享有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却被经济先进区的少数家族所垄断。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最终导致政治权利分配上的不均等，江东世家大族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形成的。

我们也不否认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对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作用。但是就江东世家大族的形成而论，这种作用并未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从时间上看，这种作用主要只显现于孙吴时期。其次, 孙吴时期江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根源亦在于当时各类经济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过大。

也就是说，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本身亦是江东社会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不象一些论者所言是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终极原因。总之，在江东世家大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力方面的因素,而不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

三． 结语

对于江东世家大族的历史作用，我们亦应给以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平心而论，他们是一个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的社会集团。他们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他们曾为南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 他们长期努力保持本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这在客观上为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六朝是江东地区社会发展较快的时代，江东世家大族是这种发展的历史产物，而他们出现之后，又反过来对其母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