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清末的一个旧官僚家庭，在封建等级森严的家庭氛围之下，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他叫钱玄同。

他亦出生在封建家族，原本立志做一个医者，去日留学只为了精进医学造诣，却深感祖国的病痛根本无法为医者所医，于是弃医从文，同旧世界作斗争，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叫周树人。

有着相同追求的他们，曾经互为知己，是钱玄同促进鲁迅写下那篇名动中原的《狂人日记》，鲁迅曾经将钱玄同引为伯乐，可后来他们却决裂了，是有人忘恩负义，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鲁迅的伯乐——钱玄同

1904年9月，鲁迅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在这里他认识了藤野严九郎，也就是后来他作品中所说的藤野先生，那时候的鲁迅还没有意识到国民之重疾，所以就想学好医学。

1906年1月，鲁迅在校内参加了一场教育活动，他和同学们在课间一起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这次观影活动让他深受刺激，他突然发现，医学只能医国民健康，却无法医国民思想。

于是选择弃医从文，直接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想要去寻找专门医治国民疾病的药，但在这时，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是他的母亲病重，鲁迅着急忙慌的回家，结果遇到了坐在屋子里的新嫁娘。

他被哄骗着和他根本不爱的朱安结了婚，国之不幸与个人的不幸，加注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想要用笔墨文章唤醒沉睡的中国人的自由青年，彻底被现实与封建传统所打败。

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迷茫无奈又消沉，这时的鲁迅在教育部从事文案翻译工作，每天翻阅古籍，抄古碑文，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朝九晚五，颓废而不安。

就在这个时候，鲁迅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钱玄同，钱玄同当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其实他们早就认识了，而且同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不过那时他们交往不深，只是钱玄同经常向他约稿而已。

1917年8月，钱玄同在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二人闲谈的时候，突然对着好久没有写一点东西的周树人说道：“我想，你可以写点文章！”

周树人十分哀痛的回答道：“如今的中国，就好比一个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如果有人打扰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苦头，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吗？”

这就是鲁迅的迷茫与消沉的原因，他想振臂高呼，可又无奈于国民的无动于衷与麻木不仁，这座阴沉又消极的铁屋子，他自感没有办法突破，又不想做那个大声叫嚷的人，只能痛苦而又清醒的活着。

钱玄同当时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革命者，他并不愿意见证好友就这样颓废下去，于是立即出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来这铁屋的希望。”

就是这一句话，让周树人提起了放下许久的笔，用一种辛辣而又讽刺的笔调写下了那篇震惊中华大地的惊世名作《狂人日记》，开启了中国白话文小说的历史篇章。

1918年5月15日，在钱玄同作为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1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人少“吃人”的本质。

也就是这一篇小说，让鲁迅这个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原名周树人倒是不为人所知了，从此，鲁迅在文坛上名声大噪，很快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化革命的领军人物和倡导者。

钱玄同和鲁迅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从普通的朋友成为了知己好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钱玄同是对鲁迅有着知遇之恩的伯乐。

可是这样一对相知相惜的挚友，后来却关系破裂，甚至走向了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他们几乎成为了仇人。

挚友决裂，究竟为何？

鲁迅与许广平的情书日记《两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用来描写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这种略带讥讽的语言用在好友身上明显是不妥的，更何况还是写给自己的爱人。

当时钱玄同的身材比较胖，鲁迅经常抓住钱玄同的这一特点进行嘲讽，语词之间极尽挖苦之能。

钱玄同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一笑置之，并没有说什么很刻薄的话，只是说：“你要讨厌那就讨厌去吧，以后不见就是了。”这样说来，倒真是鲁迅的不是了。

其实从一开始，两人的交往就不太合拍，钱玄同虽然欣赏鲁迅的才华，但对鲁迅的性格实在是适应不来，鲁迅为人尖刻是众所周知的，对自己不满的人和事总要出言讽刺。

而钱玄同虽一开始十分的激进，不过后来为人却比较温和，说起性格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倒是十分合得来，或许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到他们决裂的真正原因。

当时周氏兄弟反目成仇成为了留在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团，而作为好友的钱玄同站在了周作人的那边，这自然是激起了鲁迅的不满，更何况周作人后来还做了汉奸，这更是让鲁迅和钱玄同的关系走向了末路。

不过他们彻底反目还要从1929年说起。

1929年5月，两个人在孔德中学相遇，钱玄同看到好友主动凑过去问道：“你的名片还是三个字吗？”原本只是好友之间的道歉，却被鲁迅理解错了意思。

鲁迅直接轻蔑的回答道：“我的名片从来没有两个字，或者4个字的。”这句话就是在讥讽钱玄同故作玄虚，因为当年钱玄同的名片上印着的是“疑古玄同”4个字，其实就是仿效古人将号加在名字之前，当时很多文人都用，但鲁迅却是瞧不起的。

文学革命思想走到后来，钱玄同的观点偏向了保守，而鲁迅则一直保持着激进的革命热情，众所周知，当时文化运动期间，各路党派之间的争论一直不休，两个人的文学观念不一样，自然也就注定了他们走的路不一样，那决裂也就情有可原了。

人到一定的年纪，思想观念都会平和下来，钱玄同人过四十，当年冲击封建文化的豪情与雄心渐渐的消失，整个人偏向了平静，而鲁迅到了后面思想越来越昂扬，文学革命的激情越来越热烈，两人自然而然也就分道扬镳了。

到了1932年11月，两人几乎成为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鲁迅的从上海回到北京探亲，当时的钱玄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国文系主任，两个冤家又遇到了一起，自然就会有一系列矛盾。

当时鲁迅声名在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都十分希望能听到鲁迅的一节课，但作为普通学生，自然是无法得知鲁迅地址的，于是满怀信心地去找他们的系主任钱玄同，没想到这却触碰到了钱玄同的逆鳞。

钱玄同一听到学生们的意见之后，怒发冲冠，直接叫嚷着：“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

当时有描写这一事件的人，记录钱玄同的状态说“好像炸弹爆炸了似的叫嚷”

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是真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不过当时的学生可是十分仰慕鲁迅的，系主任不答应，并不阻挡他们的热情，一群学生也生气了，铁了心的要去找鲁迅，他们甚至自发的前去寻找鲁迅的住所，反正北京就那么大，他们一定会找到的。

一向稳重的国学大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如同小孩子一样的撒泼威胁，“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学生们却并没有被钱玄同吓到，直接去请了鲁迅先生，甚至还把钱玄同的态度告诉了鲁迅，鲁迅最后还是在北平师范大学做了演讲，给青年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钱玄同知道后十分生气，但却没有辞职，此事也成为鲁迅后来嘲笑的把柄。

钱玄同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曾经的思想激进的让人有些无奈，他曾经公开说过“人到了40岁就不应该活着了，就算活着也应该枪毙。”

不过到了后来，钱玄同也就不想死了，毕竟当时的钱玄同，可是北大教授，有钱有权，生活又好，只说了一句忘记了，不过他忘记了，可有人帮他记着呢，这可不就是让鲁迅抓住了小辫子吗？

鲁迅当时写了一首讥讽钱玄同的打油诗，“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猪头，抵当辩证法。”

对于这样的人身攻击，钱玄同在日记中骂道：“购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

钱玄同四处讥讽鲁迅为人，鲁迅那样孤傲的一个人，自然不甘示弱，两人你来我往，昔日好友感情破裂越来越大，直至反目成仇。

名家纷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鲁迅的一生，嬉笑怒骂皆文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一生与封建传统的斗争，也与腐朽的旧世界做斗争，所以为人尖酸尖刻了一些。

而钱玄同则不同，作为一个标准的文学大师，一个学院派人物，势必会与鲁迅走向不同的道路。

从朋友到挚友，从挚友到反目成仇，与其说是二人之间是性格不合，还不如说是时代的使然。

名家纷争一直以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骂的痛快，说的痛快，看客们自然也是看看热闹，至于他们留在文化史上那些光辉夺目的篇章，才是后人所应该注意到的精华。

若论其后世的知名度，钱玄同是大不如鲁迅的，鲁迅的作品有很多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国民知名度十分高，再加上他言辞的犀利深刻、文笔的惊世骇俗，自然让人叹为观止。

毛泽东评价鲁迅，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钱玄同也是一个分外厉害的牛人，毕竟鲁迅痛骂过的，都是当时数得上名字的文人，而钱玄同在汉语拼音方面的功绩，更是让后人响应无穷，周恩来总理曾经评价他：“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恩泽。”

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让中国不畏于世界上任何强国的挑战与压迫。

那些恩怨情仇都已成为了历史上的一页，嬉笑怒骂也好，谈笑风生也好，反目成仇也好，都为后人津津乐道，是他们的成就之外的一些逸闻趣事，也让文化名家成为活生生的人，一个和平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而不是文坛上没有感情温度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