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书院当然有其时代特色，但就基本形态和要件而言，其与魏晋南北朝私学实在没有本质的不同。目前书院史研究界流行的那种根据某些个案，不断把书院起源从晚唐宋初推至唐初和南朝晚期某个私学的做法。

一方面突破了书院起源问题上前人的成说，扩展了今人考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并未把后世书院放入长期以来私学发展进程中来加以研究，其考察面也不够系统和深入等问题。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和阐析魏晋南北朝私学与后世书院的要件形态，以有助于学界对书院起源问题的认识。

一、与官方的关系

社会与政权、私学与官方，存在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重视人才和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中，官方对私学有选择地鼓励和支持，一直可以追溯到孔、孟讲学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官学时兴时废的总体形势下，官方重学兴教的政策和态度，更多地体现为对私学的赞助与支持，私学与官方的关系类型是相当丰富的。

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吴苞则有“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立馆”。这类事例史界皆所熟知，无庸赘举。

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吴苞则有“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立馆”。这类事例史界皆所熟知，无庸赘举。

官方加强对私学的控制，魏晋南北朝亦不乏其例。当时儒学对私学影响的扩大即为重要方面，其具体是通过朝廷对私家传习谶纬术数之学和技术学校的各种限制，通过对通经者入仕为官之途的制度化和对传习经学者的鼓励而达成的。

《学令》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规定学制学事的基本法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学令》虽未班行，但《学令》的基本方针是要“崇儒敦学”，其所针对的显然不只是官学，而是包括私学在内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地方官办学和遣官管理，在魏晋以来常被纳入地方官学体系，但南北朝的地方官办学，似乎已非定制，而是有关长官的个人行为。如元嘉二十二年沈亮为南阳太守，“时儒学崇建，亮开置庠序，训授生徒。”刘悛在齐武帝时为司州刺史，“于州下立学校，得古礼器铜罍甑、豳山铜罍甑、铜豆、钟各二口献之”。虞愿为晋平太守，亦“在郡立学堂教授”。

梁天监九年，忠武王萧憺都督益、宁等六州兼益州刺史，“开立学校，劝课就业，遣子映亲受经焉，由是多向方者”。北魏自献文帝规定各郡立学，郡级官学已有法令规定，但州、县二级仍以长官是否重视为转移。如贾儁在孝文帝时为洛州刺史，“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郦恽，“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这些事例中的地方学，都是因某位长官发起而始立，换一位长官则无此学，其况与南宋地方官创办书院和遣官主持的状态实相类似。

此外，魏晋以来还有一些性质介于官、私之间的讲学论学或学校形态。如晋、宋间名儒周续之，曾受刘裕世子之聘讲礼月余，刘裕登位后又为续之，周续之被世子聘请讲礼及刘裕登位后为之“开馆东郭外”，其馆其学都不能纳入官学范畴，却有明显的官方色彩。

魏、齐间高澄为丞相时，于第开讲，其时李崇祖年方十一岁，也在席间听讲和问难。这类讲学活动，其源直可溯至战国以来养士论学之举，魏晋以来其风尚存而其教学性质更为明显，可称是一种具有魏晋特色而性质介于官、民之间的教学方式。

二、讲学于胜地与学规、学田、教学方式

“书院是由佛教徒的禅林讲学制度演变而来的，并主要表现在书院设置的地点和教学方式上。”唐宋之际书院的兴起，固然受到了禅门丛林之学的影响，但择胜地聚徒讲学之风由来已久，禅门丛林之学更直接从以往佛门寺院之学延袭发展而来，这些在魏晋南北朝皆有其例可寻。

如佛门之学，竺僧朗于立精舍于泰山讲学、释慧远讲学聚徒于庐山，都是显例。世俗学馆择胜地而立，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和具有规律性的现象。魏晋以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士人隐居成为风尚，葛洪《抱朴子外篇》首为《嘉遯》篇，《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引有晋孙承之《嘉遯赋》和陆机的《应嘉赋》，凡此之类，都是阐述隐居之义的名篇。

而士人隐居常伴以聚徒讲学活动，既以自给，亦以明志传学，这自然使得名胜之地立学之风越发兴盛了起来。如西晋台产在商洛南山，前凉名儒宋纤在酒泉南山，顾欢在天台山隐居讲学，皆为其例。特别是宋纤在酒泉南山规划和建设了“重楼高阁”，更表明了其规模的可观。

在学田、学规及教学方式等方面，魏晋南北朝私学也已俱有轮廓。其典型如齐梁间何胤办学之例，胤辞官后，先在会稽若邪山云门寺隐居讲学，至梁时又徙其学于秦望山。

学规的设置由于魏晋以来的时代特色而尤重礼仪、行止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常爽为其学馆所立训辞，其中包括了若干“劝罚之科”，又能令生徒一体凛遵，更集中代表了当时学规的系统性和严肃性。

在教学管理和教学方式上，魏晋以来一馆多师局面的出现，标志着私学管理水平的明显提高；至于讲会聚众、论辩问难等方式，在魏晋南北朝也已高度发达，凡此均为后世书院全盘继承和发展，其间似无跳跃式发展。

三、聚书、修书等活动

以藏书和修书为书院要件，本是一个成问题的看法，但由于书院之名因书而来，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再说几句。

凡是学人，总有藏书，聚徒讲学的学者，更会保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同时借以展开相关的研究、整理和著述活动，这些在魏晋南北朝都是通例。其中聚书较多的如宋繇、沈麟士、李兴业等例，其馆藏书少则二、三千卷，多达万卷，与宋代应天书院创建时“聚书数千卷”相比不遑多让，况且沈、李二人皆有相当规模的校书、修书成就。

另值注意的是，魏晋以来显贵养士讲学，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典籍整理和著述，其典型如萧齐竟陵王子良，这种做法的远源，其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其近源则当以汉魏间曹丕聚士讲学，修撰《皇览》为其先河。

由此看来，无论是过分重视名称而说书院起于唐代的集贤书院，还是过分强调后世书院与藏书、修书的关系，都是有欠通达之见，在考虑书院起源时是不足凭信的。

以上三端，基本上就是传统书院起源说所持的要点，也是书院起源于唐代乃至南朝后期的主要着眼点。

而本文的考察则已表明，这几个方面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和形态要件，在魏晋南北朝私学中全已具备，其间的发展变化似无“跃进”可言，也就皆应归入其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常演变脉络。

结论

总结本文，魏晋南北朝私学已较两汉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形态最为发达和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以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名师学馆。书院也是唐宋以来学校形态中的一个部分，是从五代宋初发展出来的一种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形态。

两者都可说是长期以来私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某种高级形式，其间明显存在着连续的发展线索。就其要件而言，应当肯定魏晋以来的名师学馆中，已经孕育和发展了后世书院的基本形态，五代宋初书院无非是在某些方面的普遍性上显得更为突出而已。

由此已可得到本文的基本结论：从总体形态和基本要素来看，后世书院与魏晋南北朝的名师学馆并无实质不同，其有所发展的部分也未在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均属长期以来私学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因而书院的起源应不晚于魏晋南北朝，从相关形态和要素的发展脉络看，其还应推至更早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