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鉴于前代政治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并且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可见明初宦官的待遇：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对于宦官的月俸问题，中书省曾建议月俸米三石，而太祖却说：“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但是随着对宦官的重用以及宦官权势的膨胀，宦官消费由简到奢。

明代宦官人数，最多时不过两万有余，而常在一万五到一万五千之间。较之洪武年间百人之数，已经高出百倍。随着宦官人数的增加，内官所需的巾、帽、靴及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材料耗费极大。成化年间，工部奏：“巾帽局内侍所须纻纱罗等料银，岁约二十余万两。教前此奢极矣。”弘治年间，“又益十万，不足”。在正德初年，“尚止四十余万，不过十余年，增至七十二万，后此有增无减，不知几何。”由此可见，成化年间内官日常所需物品所费已经是二十余万两，以后历朝都有增加。至正德年间增至七十二万两。到万历二年，工部题：“万历二年分实在南、北二京长随、内使人等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一员名，该折色靴料银七万九千五百七十余两。”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乙丑，工部遵旨题给针工局年例冬衣，计两京中使、长随共九千一百一十五员，折冬衣八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两。可见宦官消费数目巨大，而且随着宦官权势的增加，国家所费更多。

明末，宦官数量有增无减，所费增多。正如明末杨士聪所说，“神庙自辛丑之后，不选净身男子者二十年，至熹宗一选，先帝（崇祯帝）十七年中三选，宫中增万人，每年月米增三万二千石，靴料银增五万两，此皆可已而不已之费也。”可见明代中后期宦官日常消费所费日益巨大。

明代宦官广积家财，金银珠玉动以万计。王振擅权七年，籍没家产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石，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刘瑾败灭时抄出“火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十余万两。”这些家财从何而来呢？根据景泰时期锦衣卫余华敏所列明代宦官十害中可窥见。

非盗府库之钱粮，则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内官专权倚势，侵占公侯房屋，兴工造作，役军劳民，其害二也；内官家人义男外亲，尽是无籍之徒，肥马轻裘，纵横豪悍，任意为非，甚至纳粟补官，贵贱不分，其害三也；盖造佛寺，费用无算，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其害四也；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盐数，转卖与人，先得勘合，倍支鉅万，坏国家之榷法，夺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势赊卖，混赖不还，商人受害，莫敢谁何，其害七也；卖放匠人，名为伴当，办纳月钱，内府监局乏人造作，工役烦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揽各色物件，官府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其害九也；内官监工，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嗟怨，其害十也。

由此可见宦官的财产来源：即盗府库之钱粮、搜刮民脂民膏、侵占公侯房。另外一种来源就是盖造佛寺，世宗时期，宦官“寺观庄田，共四百十九处，计地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五顷四亩七厘八豪五丝七忽一微七尘。”另外宦官广置庄田，其庄田一方面来源于赏赐，宦官有庄田之赐，始于英宗时期，曾赐给自己宠爱的宦官尚膳监太监伊奉庄田三顷一十亩。正统九年（1444），英宗“赐尚膳监太监尹奉庄田三顷一十亩”。正统十二年（1448），“御用监太监喜宁乞奏河间府青县地四百一十五顷有奇。上命遣官复视，内多民地，遂以荒闲者七十九顷八十亩赐之。”庄田会在宦官死后被没收，有的为了保留财产就主动进献。宦官刘顺获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二十六所，其蓟州草场等十所，计地四百六十八顷，谨进入宫。余十六所，乞留与给自己祭祀。另外宦官通过奏乞获得盐引获利。司礼监太监金英请奏盐引，“挟取淮安府民船六十余艘载盐”。宦官在奏讨田产、盐引的同时，还纷纷请乞官店。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将和远店赏赐给太监梁芳，弘治元年（1488），朱佑樘“命以宝源店后房七十六间赐寿宁侯张鹤龄管业”。

明代中后期，宦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财富，但宦官奏乞盐引、开皇店的行为侵夺民利，盘剥了人民。刘瑾开“皇店”，“内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商贾，横敛多科。”“太监僧保、金英等，恃势私创塌房十一

处，各令无赖子弟霸售商货，甚为时害。”太监王振“广置塌房……侵夺民利”。这种肆意的掠夺给残酷的剥削了庶民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