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向全世界发布一条震撼消息：在苏联卡廷森林发现一批巨大的坟墓，里面埋着成千上万名波兰军人，很显然是被人有组织地集体处决，并称此举为“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纳粹电台所说的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卡廷森林惨案”，约2.2万波兰战俘被有预谋的屠杀。

不过，纳粹德国此时是全世界的公敌，即使证据确凿，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再加上苏联与美国的刻意隐瞒，这起事件也就成了一桩谜案，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渐渐浮出水面。那么问题来了，苏联当初抓了25万波兰战俘，为何只对这2.2万人下毒手呢？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侵入波兰；9月28日，苏军在布格河与德军“会师”，波兰灭国。苏联的军事行动相当顺利，仅仅用了10天就灭了波兰，达成占领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的目标。与此同时，军事行动也带来了2个问题，一是如何把波兰领土变为苏联的“合法”领土，二是如何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

事实上，苏联在出兵前就已经考虑到了战俘问题，红军参谋部为此提出建议，要求设立8个战俘接收站和2个分配站，同时组建一个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战俘管理局，直接负责战俘营的组建，以及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等各项工作。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战俘营很快发现面临着种种问题。8个战俘营最多关押6.8万人，但苏军俘虏的波兰军人远超这个数字，数量巨多的战俘除了给战俘营的管理带来压力之外，战俘本身的生存问题也成了一大考验。尽管修建战俘营的命令早已下达，但准备工作进展缓慢，大量战俘涌进战俘营时，更显得捉襟见肘。

木板搭建的战俘营四处漏风，没有天花板和炉子，修建囚舍的木板、钉子、油毡也不够用，战俘没有内衣、没有毯子、没有床垫，甚至基本的食物都无法得到保证。即使这样的战俘营，还只能安置一半的战俘，大量战俘被安置在猪圈、马厩、窝棚里，在寒冷的气温下冻得瑟瑟发抖。

为解决战俘问题，缓解战俘营的压力，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与苏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将战俘分为6类进行不同处理：

第一，对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等战俘，全部遣散回家；

第二，故乡被德国占领的战俘，暂时关押至科泽利斯克、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谈判好遣返问题后让他们回家；

第三，捷克战俘以拘留者的身份关押至别利斯克战俘营，等待战争结束；

第四，留下2.5万名战俘修路；

第五，设立军官战俘营，中校以上的将官及军政要员，关押至扎奥尼凯耶战俘营；其余军官关在尤扎营；

第六，间谍及反间谍人员、宪兵、警察等，单独关押至奥斯塔舍科夫战俘营。

其中，被划为最后两类的战俘，几乎全部成了这起悲剧事件的主角。

俄罗斯与波兰算得上世仇，即使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领导人脑子里也存在一个思维定式：波兰统治阶级仇视红色苏维埃。因此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消灭波兰不能光占领土地，也要彻底打碎波兰的国家机器。

我们都知道，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军官、警察、知识分子、高级官员又是贯彻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高，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战争形势、国家命运。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战俘营采取对抗措施，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绪以及反苏精神，甚至在苏芬战争爆发后，密谋越狱参加芬兰军队，对抗苏联。这都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最难以被接受、最难以被信任的一类人，也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

这些人关在战俘营随时可能暴动，时刻消耗着苏联宝贵的人力和物力，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可一旦放回去，又势必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在波兰已经灭国的情况下，苏联必须采取措施，让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而消灭了这些人，无异于打断了波兰的“脊梁”。可以说，这些战俘的命运，从实施分类处理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