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封建帝制之下帝王作为一国之主，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臣子作为帝王委托管理国家的僚属，也便形成了“君为臣纲”的主从关系。但是作为社会化的人，人是有感情的，包括喜怒哀乐，个人好恶，这一点无论是君王还是臣属，都概莫能外。因此君臣之间也便有了宠臣、诤臣以及不被重用的贬谪之臣等等之别。

而在武则天朝，狄仁杰堪称个例。作为才会卓绝的智者，狄仁杰早年在科举及第后，历任判佐、法曹等职务，而在唐高宗李治仪凤年间，他被擢升为大理寺丞。为官一任，他不惧权贵、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而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诚臣，自然也是社稷之福，朝廷之福，自然也为当时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所喜，颇受重用。

而在狄仁杰豫州刺史任上，当时李唐宗室的越王李贞起兵反抗武则天。宰相张光辅纵兵勒索，也不为狄仁杰所喜，被其斥责，最终狄仁杰也被张光辅所弹劾，遭到贬谪为复州刺史。

在690年，作为皇后的武则天也逐渐实现了权力的掌控，而不再满足于皇后、临朝摄政的她，改元称制，自立为武周皇帝。令人侧目的是，次年九月，狄仁杰便被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武周的宰相。

但仅仅成为宰相的三个月后，狄仁杰却又因为被来俊臣诬告卷入谋反大案之中。而面对酷吏来俊臣，狄仁杰为了避免遭受酷吏戕害，更为了能获得申诉机会，便当场“认罪”，谋反乃是实情。而骗过了来俊臣，他又暗中通过将控诉书塞在棉衣之中，送信儿子狄光远，嘱咐他向武则天诉冤。

武则天听闻此事，便先命令通事舍人周綝到狱中查看。而畏惧来俊臣的通事舍人周綝自然依从来俊臣的指示复命，为了坐实其罪，来俊臣还命人托名狄仁杰做《谢死表》。

但是对于谋反之罪向来残暴的武则天，最终还是决定，亲自署理狄仁杰等人“签字画押”的谋反案。而在查明真相后，狄仁杰等人虽然免死，但也都被贬谪地方。就在彭泽县令任上，武则天的本家，魏王武承嗣期间更是多次上奏请求诛杀狄仁杰，但武则天都选择了拒绝。

696年，契丹孙万荣作乱，冀州陷落。武则天又立刻起用狄仁杰为刺史，而后狄仁杰任幽州都督。次年，便再次拜相。而在为相任上，面对征发百姓戍边导致的民怨四起，狄仁杰果断上表劝谏，获得武则天的废除允准。而后，武则天统治的晚年，她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导致朝纲废弛；又兼之武则天喜欢佛事，大肆兴建佛像，狄仁杰都一一进行上书直臣利弊得失。而武则天，对于狄仁杰也都未责难，反倒时在朝政上更加依赖狄仁杰。

700年，武则天巡幸三阳宫时，更是单独赐给狄仁杰宅院，可见恩宠之盛。不过是年，71岁的狄仁杰病逝。而作为皇帝的武则天特意为他辍朝三日，追赠官勋，赠谥号文惠。

而便览狄仁杰一生，他对李唐王室感情深笃，既有在越王李贞案中，顶撞宰辅之过，囚徒哭碑之过；又有在来俊臣案中签字画押承认谋反之实（即便是诬告，但签字之事无异于对君王的不忠）；朝堂之上，也曾屡次顶撞被武则天，但作为君王的武则天，纵然对李唐王室以及李唐附逆杀戮甚多（包括越王李贞、韩王、黄国公等人尽皆被杀），却都保全了狄仁杰的性命，而在起落之间，狄仁杰最终还被委任以为相，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因此，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以及野史怪记中，结合了武则天晚年面首、宠幸男宠的史实，加以艺术加工，便认为二人之间关系不清不楚。

但且不说君臣伦理，狄仁杰性格品行，单就狄仁杰去世时，一件遗物中所遗留的物什，便可证明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700年，狄仁杰去世时，他的儿子狄光嗣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件武则天赐给父亲的手书，而上有8个字，曰：“朝堂之上，与卿推心”。

而这也让武则天独宠狄仁杰的原因暴露。武则天与狄仁杰之间，不是蝇营狗苟，真相乃是君王对臣僚的推心置腹，对臣子的信任有加。而作为投桃报李的结果，狄仁杰在政务上更可谓是兢兢业业，既能内举不避亲，又能外举不避仇，是为群臣楷模。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堪称君臣关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