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老师也不好当，师者斯文扫地，韩愈愤而著《师说》。教师节重温《师说》：一代文宗韩愈，为何也概叹老师不好当？教师节重温《师说》，韩愈老师很无奈，原来唐朝老师也难当。韩愈进京当老师发现学生不好教，愤而写下一文，害苦现在学生。

今天是第三十五教师节，静下心来，写了篇关于教育与教师的短文，以此祝愿老师祈福教育。

——谨以为记。

人人都知道，“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在《礼记·学记》中就曾说过：“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老师们的地位与声誉是曾跌入谷底的。曾几何时，老师们就有个非常有“味道”的别称，叫“臭老九”。臭则臭矣，还行九，看来，这地位是低得没治了。当时，老师们（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因其位居第九，所以才获得了“臭老九”的美号的。

其实，“臭老九”一词并不是现代才有，它是源于蒙元，“元制，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歌舞姬或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陔余丛考》）。”儒者的身份排在娼之后，仅仅高于乞丐。由于元朝存在时间较短，这样的排名鲜为人所识，所以，流传不广。

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臭老九”其名才臭名远扬。当时，“臭老九”并非专指老师，而是指一切有文化、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批斗劳动改造，有的甚至命丧黄泉。当时有人就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这种现象，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观。1978年以后，“臭老九”大多恢复名誉，重新走上新的岗位，为社会奉献余热。但是，由于轻视或敌视知识的观念延习已久，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这一脑体倒挂的奇异现象。

高考制度的恢复，一度曾让老师们又成为神圣讲坛的主导，并为国为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但是，因受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如今的老师，无论是其权益还是地位，又受到指责与挑战，俨然成为社会的弱世群体。其实，在社会价值多元的时代，不管盛世、衰世，有如此现象是非常正常的。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大唐，也就有过不尊师重教、斯文扫地的时候，为此，有着一代文宗之誉的韩愈老师曾经愤而著《师说》。

韩愈的《师说》因入选择中小学教材而广为人知。但是，韩愈因何而著《师说》却鲜为人知。韩愈是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虽然韩愈如此杰出，但是，由于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时期，曾经的盛唐正日趋没落，这给他的人生带来许多困惑与纠结。韩愈虽出身世家（韩愈系西汉韩王信之后，其父亲韩仲卿官居秘书郎，死后赠尚书右仆射），但是，3岁即遭丧父之痛，其后，他由兄长韩会抚养。韩愈11岁那年，哥哥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是年，韩愈年仅12岁，嫂嫂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韩愈好学，也会学，成绩更是杠杠的。所以，韩愈19岁那年，便信心十足地进京赶考，“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可惜的是，韩愈第一次科考名落孙山，心情沮丧至极。其实，韩愈没能考上，未必是文章写得不好抑或是临场发挥失常，可能也跟他为人低调、不爱混圈有关。

韩愈“在京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士大夫之口”。相比而言，其他诗人成天带着干谒诗和行卷混迹于王公大臣之间。而唐朝科举考试并不糊名，换言之，试卷上没有装订线，不会密封。阅卷老师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一旦觉得哪个名字眼熟，自然而然会优先录取。为人低调、不爱混圈的韩愈，难免吃亏。之后，韩愈接连又考了两次，均不中。

公元792年，25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进士。这一年，金榜题名的还有李绛、崔群、武元衡、裴度，都是将来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所以，那一届科举史称“龙虎榜”。韩愈25岁中进士，说实话不算晚。想当年，白居易27岁中进士，喜滋滋地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在唐朝，考中进士并不一定有会捧上金饭碗，还得经过各种考核、培训才能入朝为官的。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博学宏词科考试，韩愈连考了3次，都未通过。眼看，从正经途径步入仕途，是难上加难了，本来不屑逢迎的韩愈，也怀疑起自己的人生了，于是，韩愈也同其他许多一样，选择了“曲线就仕”，他跑去找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受到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董晋对韩愈有知遇之恩，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尽心辅助董晋。但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这次考试，韩愈得以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韩愈的“四门博士”，其实就一教职，其职责就是管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的子弟以及有才干的庶人子弟。通俗点说，韩愈的四门博士就是国子监里重点班的班主任兼国学老师吧。韩愈本来是靠学习成绩优异，才混到现在这个教职的，但是，他进入国子监后，却发现了让他心寒的现象——由于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韩愈对此痛心疾首，便愤而写下一篇流传后世的《师说》，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由于当世轻师寡，韩愈又发出浩叹：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韩老师说的是啥意思呢？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

其实，韩愈的《师说》之所以能最终成文，还得益于他的一个名叫李蟠的学生：“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说的是有个叫李蟠的孩子，只有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韩愈喜欢的这个学生李蟠，李蟠也确实没负恩师所望，第二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年仅18岁的李蟠便考上了进士，并且还有第一名，18岁得中状元，这在两千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属罕见。

其实，教育的发展与改进，是需要时日的，不论古今中外，都是有过弯路与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时间，相信人类的智慧，社会以及世人会再对于教育工作及广大老师们给出一个正确选择的。

今天，是第三十五个教师节，老黄在此唯愿天下为师者都能秉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态，励己树人，只管耕耘，别问收获，相信，时间会让社会及世人再给教育与教师一个再认知与再认同的选择。最后，老黄在此谨祝各位老师身心健康、节日快乐！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