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前半生仕途坎坷，“始厄于党祸，再厄于阁讼，三厄于刊章”，后半生处在内心的煎熬、痛苦、悔恨之中。他的诗文于明朝时收入《牧斋初学集》，入清以后的诗文收入《牧斋有学集》，另有《牧斋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

钱谦益的人生境遇与历史污点

钱谦益（1582年——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他25岁时中举人，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并不平坦。在他中进士的同年，他的父亲钱世扬去世，按照惯例，他离职服丧3年。3年期满后，他应当回朝补官，但因他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所以在阉宦把持朝政时，他长期得不到补官，只得赋闲家居，在家闲居十余年，悠游山林。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谦益一直等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才得以还朝补官。

赴任途中，作“言怀”诗十首，“重向西风挥老泪，徐生何以答殊恩”，“三年迁客意磋跄，芳草天涯路又过”，表现了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喜悦和对浩荡皇恩的感激之情。“摈红白苹秋光好，独倚轩车入画阁”，在入京的途中，由于内心充满希望，秋色也俱成画图了。

钱谦益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并非朝思暮想的“入阁”，而是受到更严厉的斥责。补官的次年，40岁的钱谦益前往浙江任乡试正考官。他在任考官期间被人陷害而险遭不测，以失察罪被夺俸3月了结此事。之后他引疾告归，再次返回家乡江苏常熟。天启改元，东林党重新执政，他被召回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原官赴任。不久，阉党反扑，他被劾罢，又一次返乡回籍。到了崇祯朝，他因东林领袖、文坛盟主的声誉而列入被推荐的阁臣名单，参加枚卜大典，不料温体仁、周延儒以浙闱旧事攻击他，导致钱谦益大败而归。钱谦益阁讼遭到失败，而温体仁却未就此罢手，他借常熟人张汉儒的诬告，制造了“丁丑狱案”，把钱谦益和瞿式耜逮到京城治罪。

此时所作的《革职待罪愁忌述事二十首》，很生动地表现了他此时的思想感情波澜：“白日雷霆夹御筵，扣心终不愧皇天”，这是对事件发生感到震惊和突然，对皇帝表示不渝的忠心。“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这是在官场碰壁以后的懊悔和感慨。“孤生半世饱艰辛，敢恨虞翻骨相屯”（其六），这是对身世的哀切和反思。“庄生能悟逍遥理，只为精思曳尾言”，“闲窗莫著归田录，数日春林听早莺。”这是作者在失望和孤寂之中，从传统的道家思想和历史上不遇人物的事迹中，寻找自己的寄托。酸甜苦辣，各种感受互相冲突而又互相交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百感交集的状态。

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明朝灭亡，钱谦益作为明朝遗老拥立南明王朝。他一直想入阁执政，登上心仪已久的相位，不惜谄事马士英、阮大铖，这成为他后半生的一个严重污点。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中旬，豫亲王多铎率兵进入南京，钱谦益以南明礼部尚书的身份率领文武百官前往郊外举行迎降仪式。《明史·贰臣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

可是，钱谦益受降后并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顺治三年（1646年），他被授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实际上，这一官职不过是一个闲职而已。“入仕”梦的破灭令钱谦益再次失望和后悔，于是他于同年五月乞假告归，回到江南，遭到世人的讥讽和唾骂。

马士英

钱谦益一生有两个历史污点：其一，他谄事南明王朝的阮大铖、马士英，有失其名士风范；其二，他迎降清军，未能保持晚节。这种失足，确实铸成了钱谦益的千古恨。这种悔恨，在其北上之时已经开始，所以未到半年，钱谦益就提出辞职，要求回南方家乡养病。他前后仕清总共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而他回到江南后虽然秘密参加反清活动，支持、参与两个弟子瞿式耜、郑成功的复明斗争，试图恢复昔日的形象，但他的降表签名、仕清变节的污点，记在了历史的耻辱册上，遭到世人的唾骂和斥责。

清朝乾隆皇帝曾在谕旨中怒不可遏，不顾身份破口大骂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于是钱谦益的著作遭到销毁，其名字被列入《贰臣传》之首，从此被世人斥责和诋毁。

借诗明志，钱谦益诗文中故国之思

钱谦益后期诗文多故国之思，身世沧桑之感，将自己当作亡国之臣：“冬青树老六陵秋，恸哭遗民总白头。”钱谦益的诗风转益多师，兼采众家之长，晚年于杜甫尤有慧心，特别是七律一体，沉郁藻丽，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且常常写成庞大的组诗，像《西湖杂感》20首、《狱中杂诗》30首、《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等等，均才思宏博，托旨遥深。其中，和杜甫《秋兴八首》的《后秋兴》，更是连作13叠共104首，令人不得不叹服他宏富的才情。

与同时期对的文学大家不同，钱谦益多借诗明志、以诗写史，以期借由他的创作树立一个遗民兼志士的形象。因此，他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手法以暗示自己的心境及情感，以其诗歌为跳板让后人理解自己怀明反清的心态。

柳如是

1、自我注解，即在一些写重大事件或提及自己抗清事迹的诗歌中以自注的方式予以详细说明。如《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一组中其三提到一些与战争有关之事。其中“破除服珥装罗汉”一句自注说明了他的妻子倾尽全力资助了姚神武，才“始成一军”。“娘子绣旗营垒倒”一句中的自注表达了他对于中流箭而死去的阮姑娘的可惜。“将军铁矟鼓音违”一句自注说明了在崇明城下姚神武血战至死之事。这些自注记载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筹资捐饷，帮助姚志卓建立了五百人武装的事件，也表达了他对于如同阮姑娘一般为明而死之人的惋惜。

又如《病榻消寒杂咏》其十八的自注中记载了他于癸未年与群公“谋王室事”，“癸未”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金鹤冲《钱牧斋先生谱》“癸未”一条记载了淮抚史可法倡议勤王一事，写了书信与众人约定，沈公也上疏请钱谦益开府登莱，任揭剿之事。可见在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也曾“阑入局中，备残棋之一着”。

2、他人注解。在《复遵王书》中，钱谦益说他自己“居恒妄想”，希望得到一个明眼之人为他代下注脚，抒发他的“心曲”，等百世之后人来评说。他的族人钱曾承担了这一重任，在注解中把钱谦益之诗称为诗史，对其诗歌也十分推崇，并能理解钱谦益的尴尬处境，这使得他的注解参考意义较大。

瞿式耜

如《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其一中“刊章一老余头白，抗疏千秋托汗青”。一句钱曾详细记载了路振飞公、瞿式耜、温体仁、钱谦益抗疏申辩之事，还写了钱谦益当时所说“怨家自有对头，是非岂无公议?”一句，两言便刺中乌程阴事。

这条注解若非当事人无法知道得这么清楚，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是钱谦益口述给钱曾的，推及其他注解，应当也是如此。这可以理解为他自己注解的一种变形，虽然出自钱曾之手，但如非钱谦益的亲自教授，也不会将暗指颇多的钱诗解释得如此清晰，这何尝不是钱谦益借他人之手再度解释自己的诗文来剖白心迹呢？

3、采用隐语的方式。受困于自己尴尬的处境，如前人一般直抒胸臆的抒怀之辞是不可能出现于钱谦益后期的诗作中，但自我的感情又不能不予以表达，所以他的诗中采取了大量的隐语修辞，或用典故，或以物自喻，使其含蓄蕴藉之余又可抒己怀。

例如，《笼鹅曲四首示水榭旧宾客》一诗中频繁提及“鹅笼”一词，短短几句就有四处之多，同时也与题目呼应，“鹅笼”就是他这首诗的诗眼所在。而“笼鹅”的这个典故出自吴均的《续齐谐记》，主人翁是一个叫许彦的阳羡书生，而钱谦益的政敌周延儒同样是阳羡人，“笼鹅”一词就可以认为是在影射周延儒。

范雎

再如，《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其五中提到“席藁”一词，“席藁”的典故讲的是应侯范雎之事，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钱谦益以范雎以自比，范雎的人生经历与钱谦益有颇多相似之处，在情感上也有共鸣，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境。

4、以物自喻。这一方面最具代表应当是钱谦益的《观棋》诗，在这些诗中，钱谦益或以棋手喻自己，或以棋局喻时局。这些诗大都是借由棋局来说时事，或倾诉社稷之悲，或抒发易代之痛；或讽喻朝政得失，勾画光复大计。

如《观棋绝句》一组当中的第六首中描写了他一次观棋，在萧瑟的客舍中看别人对弈，秋风起了，枯枝响了，空庭之中的落叶“声如扫”，旁观对弈，其中意味也不同。眼下的三个人都是“国手”，诗人从一局残棋中看见了六朝之事。从甲申年的“纷纷世界战如棋”，到此时顺治四年（1647年）的“残局分明一着难”，五年时间里他似越来越觉得进退维谷，一时之间难以着落了。钱谦益将颇具寂寞冷落之感的残棋，融入幽暗凄清的秦淮背景中，渲染了一种萧瑟的氛围。进而借由观棋之感抒发心中所思所感，在其中蕴含诗人深切的故国之思。

张煌言

再如《京口观棋绝句》一组中的其六一首，钱谦益前两句将韩、梁二人抗金的典故蕴含其中，赞赏其功绩；后两句却写下“江山白发”，只余“残局”与两部经书。此时正值张煌言即将北伐，诗人篇首饱含豪气，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抗清成功的满满信心。在他的想象中，他和柳如是就是韩世忠与梁红玉的化身，在抗敌战役中大获成功，得胜凯旋。但在现实世界中，“江山纡白发”，他只剩下“一枰残局两函经”，在围棋与佛经中度过余生，豪情与萧瑟写作一处，顿生凄凉之感。

源于矛盾冲突的悲剧一生

钱谦益是一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着苦涩。作为一个处于明清易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明朝旧臣，作为一个深受儒家忠君爱国、礼义廉耻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当儒家思想、理想人生与现实生存发生冲突时，当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他的内心极端矛盾和痛苦。

1、钱谦益面临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与抉择难题

钱谦益生活在明清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明朝在万历中后期已经显现出种种衰败之迹，天启朝则有阉党与东林党的激烈党争，东林党惨遭失败，魏客集团专权乱政，朝野一片黑暗。崇祯皇帝即位，着手清除阉党，大批起用东林党人，革除各项弊政，挽救明朝江山，然而内忧外患，为时已晚。

王朝变革，社会巨变，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僚贵族，都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而作为知识阶层的中国士人反应尤其激烈，他们或者奋起抗击，为明朝而战，为明朝殉身，获取忠孝节义的名声；或者投靠新主，苟且偷生；或者避身山林，寄情于山水。

顺治二年（1645年）5月，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以钱谦益为首的南明王朝臣民面临着是战还是降的生死抉择。当儒家传统道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生命为代价时，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往往又会彷徨犹豫，从而形成道德与生命、灵与肉的对立冲突。当时的钱谦益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艰难而又无可逃避的人生抉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每次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之际士大夫必须面对的人生难题。

2、钱谦益面临坚持气节与个人生存的矛盾冲突及其艰难抉择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是士大夫的人生信仰和道德标准。孟子强调士大夫应该坚持节操，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映射到政治领域则是要求士大夫应对“一朝一姓”忠诚。

钱谦益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在其幼儿时，祖母就向钱谦益灌输“忠孝节义”、立身扬名的儒家思想。父亲临终遗言，要他以“三不朽”自励，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钱谦益作为明朝的重臣，又是文坛享有盛名的领袖，理应坚持气节，成为道德的楷模。可惜他看更重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愿殉节，虽然也曾恐惧于世人的指责和唾骂，但强烈的求生欲望最终还是驱使他选择了降清。

爱新觉罗·多铎

清朝史惇《恸余杂记》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旧臣剃了头发，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豫王多铎行四拜礼，20余万军马解甲受降。然而一旦危险过去，生活获得暂时的安宁之后，他脑海里深烙的传统道德观念又会渐渐地浮现。面对周围舆论的指责，面对亲朋好友自杀殉国的壮烈之举，他的内心因背叛道德信仰而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陷入极度的精神煎熬和难以自拔的痛苦中。

3、钱谦益面临理想人生与现实生存的矛盾冲突及其悔恨心理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政治腐败，这样的社会环境使生活于其中的士大夫在思想上表现出复杂性、两重性。他们在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道德标准上，接受的是传统的一套，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五光十色，他们的实际感受和想法则是另一套。

就钱谦益本人而言，他有着传统士大夫“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追求，积极参与政治，热衷入阁为相，辅佐君主，共谋江山社稷。然而他并不会为此放弃现实的享乐生活。作为一位拥有两千多亩田产，数所店铺和一支出海从事番货贸易的船队而获利巨大的商人，钱谦益完全不像一些迂腐的士人，他很会享受生活，饮酒品茶，赏画题诗，游山玩水，尤其是他和年轻貌美、聪明多才的柳如是的婚姻浪漫、美满，所有这些，都令他难以割舍。

钱谦益墓

而对“降清”，钱谦益是带着对政治仕途的幻想的。他希望能够被委以重任，从而实现他在明朝没有实现的救世济民的雄心壮志，但是清廷很快令他失望了，并没有重用他这个东林领袖、南明的礼部尚书。他仅仅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然而与此结果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钱谦益为之失去了传统封建社会士大夫道德意识中最为看重的“忠孝节义”，背上了叛臣奸佞的罪名，遭世人唾骂。

晚年的钱谦益一方面在诗文中抒发对明王朝覆灭的痛惜、悲苦之情，一方面又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秘密支持抗清活动，因而身陷囹圄。他奔波不停，以行动来为自己的失足、变节而忏悔，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洗刷自己当年不能以身殉国而屈膝投降的罪责。

就钱谦益的一生来说，从他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他三起三落，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5年，谈不上什么政绩。但钱谦益始终为名位所诱惑，为名位而谋夺、争斗。他为了进入官场，费心劳力，可是命运一次次把他抛到政治圈外。事实说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虽有才华却缺乏心机，对于官场风云穷于应付。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史学家，比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成功得多，尤其是他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