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纳”庶母为妾，不管怎么说，都是古代皇家史中的一段丑闻，即便被很多文人“粉饰” ，可人伦并不是“解释”出来的，最直接的就是人的内心是否抵触。

假如第一眼看到“唐高宗纳‬庶母为‬妾‬”这个命题就已经感觉到不适的时候，那就说明在你本人的潜意识里，这个行为，就是“败坏人伦”。

宋代的“理学”虽然对人的禁锢很深，可禁锢也是一些政治家用具体的“条文”来对人进行“道德绑架”，事实上，“程朱理学”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倡导人要“善用”理，发现专属于自己的“理”，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别人的理。

这就是程颐对《尚书》解读后感应出来的观点：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那么站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婚姻角度来看，如果用社会共识的“伦理”，那么这段婚姻就是典型的“败坏人伦”。

可人家李治，可以用自己的“伦理”，他可以说一句：

“此乃人欲也”。

用中原的历史传统做“伦理”，李治当属“败坏人伦”。

“伦”乃是指人和人关系的“秩序”，这种秩序一般是被定义的，已经有思想家制订好了条文，其他人只要跟着做就行了，只要引为圣典，那么人生就有所指导，不会迷茫。

父子有伦理关系，母子有伦理关系，兄弟姐妹亦有，就算是朋友和近邻，都是有一套伦理关系的。

而母子之间该有的“伦理”，就是“母慈子孝”。

因为有了子女对父母本能里的“孝”，才缔造了这种伦理。

那么“庶母”属于母亲吗？需要孝敬吗？

武则天当年进入李世民的后宫，因为年轻可爱被封为五品才人，属于是李世民后宫中正式的一员了，和那些地位不明不白的宫女（宫女本质上也是皇帝的后宫，只是无名无份）不一样，如果放在普通人家，这就叫做“妾”，也就是孩子的“庶母”。

李世民和武则天在确立了这种关系后，就产生了“夫妻之伦”，这种伦理关系的存在，让李世民的子女对武则天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尊重”，为什么要尊重？

用粗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

“因为这是你们父亲临幸‬过的女人”。

大汉被视为封建时代的“伦理老师”，虽然汉朝也有一些宫廷内败坏人伦的事情，但那些事情就是后人引以为戒的反面例子。

汉高祖刘邦的生母在他登基之前就已经离世了，而刘邦的父亲刘煓当年不止娶了妻，还纳了妾，他的妾就是刘交的生母：李氏。

而刘邦在登基之后，他既追封了自己的生母为皇后，也给了李氏一个很高的地位。

刘煓被尊为太上皇之后，李氏就紧接着被尊为“太上皇后”，不得不说，李氏得到刘邦如此对待，还是很令人动容的，而刘邦在这个过程里所做到的，就是“孝”。

大汉为何以孝立国，因为孝是人在无数种本能之中，最先懂得遵守的事情，古人认为，先遵循了孝，一切的社会就会有其相应的发展，这就是“百善孝为先”，汉代的《孝经》就有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后来的汉文帝要听妈妈的话，汉景帝要听妈妈的话，汉武帝要听妈妈的话，盖因为孝字。

在汉代，对于先帝还在世的后宫，是有“太”的说法的，比如太妃，这也需要新皇帝去尊重，即便在地位上，太妃也只是先帝的妾，是新皇帝的“庶母”。

虽然在妃子以下的其他后宫没有太妃地位那么高，甚至没有明确的“太”的称号，可是在伦理上，就是新皇帝的庶母关系，只是因为皇帝本身就地位崇高，这种关系成为了大家能不提就不提的“弱关系”。

毕竟先帝的某一个小后宫总是出去说自己是当朝皇帝的庶母，这种事情不说皇帝满不满意，很快就有人来收拾这个人，因此才说是“弱关系”。

同理的，李治当李世民还在世的时候，他与武则天，正属于这种“弱关系”，虽然武则天明面上没资格说她是李治的“庶母”，但在伦理上，就的确是。

暂且不讨论尽孝与否，最起码的关系界限要保持。

比如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就做过一件很极端的事情：把曹操的小妾全部收入后宫（曹操当时没称帝，因此只有妾，没有妃嫔），这件事就被曹丕的母亲卞太后看到了：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者。

卞太后看到这些莺莺燕燕，又或是半老的徐娘，她立马就认出来是曹操在世时的旧爱，于是他问曹丕，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被他带到他的后宫里来的？

曹丕没有丝毫不好意思，回答到，在曹操去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她们全部带了过来，卞太后十分无奈，而后说了一句很狠毒的话：

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儿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因尔！”

她说曹丕这样的人以后死了，遗体连狗和老鼠都不会去吃，而且曹丕迟早因为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死掉，这些话说出来可以说非常狠毒了，之所以卞太后要这样说，那还是因为曹丕做得太过分了，并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因此当李世民病重卧榻，李治时不时进宫服侍，作为掌管皇帝起居的才人武则天在一旁伺候着，在这种场景下，李治竟然和武则天渐生情愫，还当着李世民的面，这不是违背纲常是什么？

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

李治和武则天的婚姻被诟病的最大根源，也是因为李世民还没死，而李治和武则天却在病重的皇帝面前产生了感情，这种事情，甭说汉文化接受不了，游牧文化也是接受不了的。

为什么李治敢纳武则天进后宫？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根据隋唐的后宫“嫔御”惯例，那些没有子嗣的“嫔御”之人都要出家当尼姑，以这种出家的方式过一生，而武则天，也是其中一员。

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

在李世民最后的那段时光，李治和武则天偷摸着互生情愫后，两人就鲜有交集了，李治当皇帝去了，武则天当尼姑去了。

可在李治心里，这段感情挥之不去，都说禁忌反而是毒药，李治中毒很深，加上他的原配王氏不能生育，性格强势，李治除了情感上的欲望以外，也有着很深层次的考量，在李世民去世的一年忌日后，李治和王皇后来到“感业寺”上香：

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

命运中不允许在一起的两个人遇见了，互相哭泣，而王皇后则做出一个决定，她为了缓和与李治的关系，并且淡化她不能生育的这个弊端，她提出可以让李治把武则天带回宫中。

其实王皇后的这个决定很不讲常理的，也没有道理可循，如果说李家本身有鲜卑血脉，不抵触，那么土生土长的中原贵族王氏，怎么可能坦然接受呢？

但一切要为现实开路，王皇后也好，李治也好，他们敢做这个决定，都是因为他们掌控着话语权和舆论，在各自都有打算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就被推动并落实了。

那么那武则天进宫，李治的动机有三：

一、的确是很喜欢，并且还是禁忌的情感，李治狂喜。

二、武则天出家后根基薄弱，近乎于无，李治可以用她来制衡后宫权力。

三、重中之重，李治想用武则天来挣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的束缚。

唯有非礼之人，才敢行非礼之事，武则天挣脱感业寺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李治的后宫。

那么当时有没有人反对呢？

其实是有很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的，因为传出去太难听了，李世民还在世时对突厥的“收继婚制”（游牧民族继承父亲小妾的行为）百般鄙夷，这下可好，李治自己就干上了这件事。

可大家只有舆论的资格，没有干涉的资格，加上王皇后当时的确不能生育，李治看起来也是有点可怜的，这件事情才被翻篇了。

而武则天最是争气，她进宫后，立即爬升自己的地位，给李治生孩子，在怀孕期间，还让自己的姐姐来侍奉李治，把以前那一套“陪嫁”玩得出神入化，其实李治和武则天的结合，值得被诟病的地方还很多，那些被诟病的，只是一小部分罢了。

生下了孩子后，武则天迅速开始了“反击”，李治通过“废王立武”，摆脱原配王皇后，也挣脱舅舅长孙无忌的控制，而废王立武事件，也才是这段婚姻的“道德”指责大爆发。

为什么大爆发？

因为李治疯了，要把庶母立为皇后。

可这个时候因为权力斗争，一切秩序都崩溃了，李勣的最终站队，让李治赢了长孙无忌等人，武则天正式被立为皇后，这件事情就跟武则天后来登基一样那么荒唐，总让人觉得，为什么没人有去“阻止” 他们？肆意乱来。

这种纷乱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段段利益关系的结合，武则天当皇后是如此，武则天后来当皇帝更是如此。

当时朝堂中胡人（游牧民族）也不少，站在他们的角度，李治这样做并不是不能理解，当然他们也很震惊李治的做法，因为即便是收继婚制，也规定了不允许将“庶母”立为正妻，所以李治这个做法，乃是独创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既然都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了，李治哪里还怕那么多指责呢。

“烝婚制”能为李治开脱吗？

关于唐高宗娶武则天这回事，后世人总认为是有先例和法理支撑的，比如在周代时，“烝婚制”在上层社会就很流行，而且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人人习以为常，所谓“烝婚”，就是指儿子在父亲去世后，将庶母再次纳妾（娶妻）。

著名的事件就有卫宣公纳了自己“庶母”夷姜进入后宫，并且生下了孩子，后来立为太子，史称太子伋。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

这件事情跟后世的李治是很像的，但两者区别在于，卫宣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没人指责他，不仅没人指责，在后来，卫宣公做这件事还成为了“潮流”，烝婚制在上层和流行，光是《左传》所记载的，就有六件之多。

若果是按照烝婚制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的话，李治的行为自然是没问题的。

但可惜的是，烝婚制的背景是“奴隶社会”，具有很明确的奴隶色彩，当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后，这套烝婚制就已经被唾弃了，直到汉代时，还一度被视为“败坏道德”的代表，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写到他对收继婚制的看法：

“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

司马迁的看法，意味着在西汉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指责“烝婚制”了，以前烝婚还不是道德问题，但在汉代，就是十足的道德问题，所以司马迁才说匈奴的“收继婚制”是乱。

之所以周代时烝婚制没有被上层社会排斥，根本原因是那时候仍处于“奴隶制社会”，人权低下，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议论贵族，其次，奴隶制社会中存在着的很多事，比烝婚制都还要夸张，相比之下，烝婚制反而显得正常了。

烝婚制在封建社会到来之后的消失，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新礼法的全面普及，在以前，礼法这种东西只是存在于上层社会，大量的底层百姓都是没有资格进入“礼法”所阐述的范围内的、而汉的以“孝”立国，不仅是为了约束统治者阶级自身做好道德，也有教化国人的意义。

在《通志》中还对此有所描述：

“党项羌......妻其庶母及伯庶母、兄嫂、弟妇，淫秽烝报，诸夷中尤甚。”

所以李治娶武则天这件事情的性质，在同时代所对应的只能是还存在着收继婚制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的文化氛围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落后”、“不堪”，因此说李治和武则天的婚姻本身就是败坏人伦，并不为过。

总结：

李治和武则天的婚姻造成的最坏后果不是名声的受损，而是李治在过度出让权力的时候，导致武则天一步步侵吞了大唐的权力，后来逼得李治不得不接受“二圣”同朝的局面，李治也是自古以来鲜有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后宫架空的皇帝。

一部分人出于对“则天大皇帝”的敬畏，并不觉得两人的婚姻不合法，这是因为对权力的崇拜掩盖了道德的缺失。

而又有一部分人因为武则天作为女性却敢篡位称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因此指责李治和武则天婚姻的不合法性、非道德性。

客观来讲，在封建时代，李治即便是这样做了，也没人能够真正地伤害到他，顶多是在嘴上念叨几句，所以道德问题，一直被视为“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最轻微的问题”，只要被议论者毫不在意，那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