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38年，秦王政已满二十二岁。按秦制，皇帝要在这个年龄行加冕礼亲临朝政，而此时的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已长达12年之久，可谓根基深厚。

对秦王政来说，要想真正达到亲政，必须打击以太后为后盾的吕氏集团势力。秦王政感到吕不韦位高权重，实难下手，他要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才能剥夺吕不韦的权力，恰在此时，吕不韦向赵姬进献的大阴人嫪毐淫乱后宫的丑事被揭发。

秦王政审问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就径直去故都雍城蕲年宫举行加冕仪式了。谁知，嫪毐趁秦王政离开宫廷之际，矫王御玺，发动暴乱。秦王政闻知消息，立即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一举平息了暴乱势力。

嫪毐暴乱，作为推荐人的吕不韦自然逃不了干系。秦王政欲诛杀吕不韦，但鉴于他功勋卓著，加上宾客为之说情，不忍对其痛下毒手，只是将其免相完事，仍保留其文信侯爵位，逐其到封地洛阳，以终天年。

吕不韦回封地后余威尚在，拜请他的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自然为秦王政所不容，于是秦王政就下了一道责问吕不韦的诏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万户侯。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这其实无异于最后通牒，表明秦王政已对吕不韦恩断义绝。吕不韦深知徙蜀后不能幸免一难，乃饮鸩而死。

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工心计、巧谋划、有魄力、有胆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固然有为一己私利计议的一面，但他的作为客观上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促进了秦王室的稳定、社会矛盾的缓和与秦国经济的恢复，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之公利。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既是秦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吕不韦虽贵为人臣，权倾朝野，但却无半点贪图享乐之意，其雄才大略与治国才能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因而从政治角度来说，吕不韦不失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但吕不韦所犯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是：其一，他主持编写《吕氏春秋》一书原本想为秦王政提供一套治国方略，然而他倡导的仁政思想在奉行法家路线的秦国根本行不通。

吕不韦没意识到，他亲手培植的接班人秦王政是一个残忍无道的暴君，秦王政力图建立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与吕不韦的治国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再说，《吕氏春秋》的治国设想难免过于“乌托邦”化，受时代因素制约，具有不可操作性。于是，这部书的实施计划也就伴随着吕不韦政治生命的夭折而终成泡影。

其二，吕不韦未处理好与秦王政之母赵姬的关系，以致做出了许多致命蠢事。吕不韦非但私通赵姬，还为了避祸，以欺诈方式把无才德的大淫棍嫪毐推上政治舞台，造成宫廷淫乱并与赵姬生下二子， 这不仅让秦王政处境难堪尴尬，实际上也成为对秦王政皇权的一种威胁与挑战。

这种引狼入室之举既扰乱了秦国的政治稳定，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其三，秦王政下诏将吕不韦贬谪后，吕不韦仍与诸侯宾客往来频繁，犯下了政治忌讳。这实在令秦王政无法容忍。

综观上述，吕不韦作为一名由经商走上经国之道的历史人物，尽管有其个人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全面论的观点而论，他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毕竟是主要的，对他的功绩应该给予适当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