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用以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句话；“刑不上大夫”，这也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官僚集团的一个法律特权。其实，这两者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角度而言，前者不过是特例，而后者则是常态。

我们以唐代为例，了解一下文官拥有的法律特权。唐代的文官在政治上可以直接参与决策或执行各种行政事务，高高在上。他们各方面对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和法令施加影响，使之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己及所属集团、通俗地说，他们就是法律的制定者，理所当然，法律对他们就会网开一面。这其中有几个制度需要说明：

首先是“八议”制度。

“八议”之制，古已有之，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唐代“刑不上大夫”的“八议”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加强了对于官僚贵族特权的保护。官员犯法一律要通过八议，轻重不再刑法规定的范围之类。其应议之人，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定罪，须根据他的出身、政绩、功劳等，即所谓的议亲、议贵、议功等，上报皇帝裁决。

“八议”制度事关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都尽量避免制造不良先例以动摇这一特权。所在在“议”时多对犯罪官员予以百般开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求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都难以贯彻始终，“八议”制度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实属罕见的特例，这类事件在唐代尤为常见。

比如，贞观二年，太宗对大理少卿胡演说：“岐州刺史郑善果虽复有罪，官位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过引，听于朝堂俟进止。”

再如，前广州都督裴伷先因罪下狱，皇帝与宰相议其罪。宰相张嘉贞建议杖刑，另一位宰相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向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

不难看出，唐代官僚集团一旦犯罪，除了十恶不赦，一般的罪过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减免，上至宰相下至百官无一例外。就是动刑也十分谨慎，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就是最好的挡箭牌。其实，那个时期，士可杀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不可辱才是其本质。

其次是免死铁卷减罪制度。

免死铁券源于西汉，隋唐沿之，实行铁券免死减罪制。即赐予功臣铁券，作为免死减罪的凭据。神龙元年（705），敬晖因拥戴中宗即位有功，“赐铁券，恕十死”。二年，敬晖被武三思陷害，大理寺卿裴谈上奏说：敬晖之罪按律当籍没抄斩，但持有免死铁券，许以不死。最终的结果是：流放远地，终身监禁。

最后是请、减、赎、当、等特权保护制度。

请：是指皇太子妃大功（五服中较亲的家属亲戚）以上亲，如有犯罪者，以及官爵五品以上官吏犯死罪者，可以上请皇帝裁决，流罪以下可减一等；

减：七品以上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孙，如犯流罪以下，可见减罪一等，死罪不能减免；

赎：顾名思义就是以钱赎罪。九品以上官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如犯流罪以下可用钱赎罪，有的时候，死罪也可赎；

当：是指官品和职位可以抵消罪罚，凡身有官品者，一旦犯罪可以用官品抵罪，如果身兼爵位，爵位也可以用来抵罪。比如五品官犯罪，可以降一级、二级或是三级等，但若是没有减完，仍可当官。

唐代的法律对官僚集团十分宽松，甚至在很多时候法律形同虚设，何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相比于唐代，明清两朝的法律相对健全，至少在普通官员这个级别上，该杀则杀，改杖则杖，还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约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