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代的两江总督，耳熟能详的有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无一不是近代中国的杰出代表人物。然而，还有一位两江总督名气不算大，但却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提携的人名垂青史，被张之洞评价为“道光以来人才第一”。他就是陶澍。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御史、户科给事中、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擢升两江总督，至道光十九年卒于任上，主政两江长达九年。

要说陶澍可真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一位人物，他和清代四大中兴名臣中的两个有亲戚关系，除了是胡林翼的老丈人，还和左宗棠是儿女亲家。更难得的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他临死时力荐的，让他接替了自己两江总督的位置。

那么陶澍历任封疆多年，到底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政绩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改革漕运，二是整顿盐务。

陶澍任安徽巡抚时，漕运已成为清代财政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清代定都北京后，为了供应聚集在京师的皇室、贵族、官僚及八旗军队的食粮，施行漕运，每年从粮食产量较高的东南地区调运大量粮食经过运河送到北京，就此形成了一整套漕运制度。

至道光年间，漕运已是百弊丛生，官员中饱私囊，属下吏员巧取横夺，使得漕运费用极高，运输一石漕粮，往往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另一方面，由于运河疏浚不力，运河河道淤积，而且一遇大水，还会发生水患。这个时候，不少大臣建议采取海运。

道光五年，陶澍前往江苏巡抚赴任。一到任便雷厉风行筹划海运，他首先将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的漕粮160万石顺利运到北京，不但时间缩短了，而且费用不到漕运的四分之一。道光帝素来节约，眼看海运有利可图，便想借此机会改革漕运。

然而，漕运是祖宗定下的家法，就像一道紧箍咒一样时刻戴在了帝国官员的头上，更改祖宗成法被视为不孝。但重要的是，漕运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都从中渔利。因此，道光帝改漕运为海运势必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就在举朝的反对声中，陶澍改革的漕运的计划宣告破产，但他的这个举动还是赢得了时人的好评。

和漕运一样，大清的盐政同样也是一个烂摊子。陶澍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盐价越来越高，老百姓买不起，私盐便乘虚而入。私盐一泛滥，朝廷的税收就收不上来，这让道光帝十分头疼。

陶澍决心大力改革盐政，他首先把盐政的机构撤销，把手续简化，和以往繁琐的盐引制度相比，他采取了只发三张盐票：盐场一张，盐商一张，运输的一张。并允许商人自有领票，注明斤数和运地。如此一来，盐官和盐商的垄断权被收回，不但老百姓得了实惠，国家也得了实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清代的徽州盐商正是在陶澍的改革后从此走向了没落，曾经繁华的都市扬州也因此衰败。陶澍的这场盐政改革引起了大小官吏和各类奸商的反对。但这一次道光帝看到了实惠，照样信任陶澍，使得盐政改革得以继续。

道光时代的大清官员，别说清官已经绝迹，就是能干点实事的人也找不出几个。像陶澍这样的封疆大吏更是少之又少了。可贵的是，作为两江总督，陶澍一直秉持清廉的作风，不取一分一毫。道光帝曾因他办盐政有功，下旨赏银1万两，但被陶澍拒绝。属下很多官员给他送礼，也一概拒收。

那个时候，总督不收礼是有悖常理的，很多人认为陶澍是在作秀，甚至有不少敌对者上奏道光帝，说他假道学，真贪官。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陶澍喜欢石头，在南京为官时，没事就到雨花台采集一些，久而久之弄了十多箱。有一年，他回湖南老家看望母亲，把这些石头都装上了船，于是就有人举报他借省亲之机收敛不义之财。道光帝很快派出钦差调查此案，将船扣留，结果钦差打开一看发现全是石头，这才洗清了陶澍的冤情。

这样的官员，当然深得民心，每次他离任时，当地百姓都会相送十余里，并有诗曰：“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道光十九年，60岁（周岁）的陶澍在任上去世。道光二十九年，即陶澍八十岁时，林则徐写下一首七律，对亦师亦友的陶澍作了高度评价：

重镇南天半壁难，良臣干国奏肤公。

许身稷契经纶大，度世诠乔位业崇。

孤宿联辉依北斗，海筹添苄耀江东。

廿年开府垂青名，才是平头六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