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岑参的诗经历了由“盛唐诗人”到“盛唐边塞诗人”的转变，但在唐代一般只看重岑参的隐逸山水诗和幽致闲隐之作，并不把岑参的诗划归到边塞诗。

直到宋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岑参的边塞诗，看到了其“悲壮”的特点。究其原因或许与北宋中后期面临方腊等农民军起义、辽与西夏虎视眈眈的内忧外患有关。南宋时，与金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爱国思想盛行，岑参的作品开始得到广泛认同。特别是陆游对岑参表现立功边塞、驰骋沙场的边塞诗给予高度肯定，甚至称“零落才百篇，崔嵬多杰句”，“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将岑参的诗抬高到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位置。

在元代，上层统治者轻视文化，整体上对岑参诗歌的关注不多。

明清时期对岑参诗的接受达到了高峰。明初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肯定了岑参诗“悲壮”的风格，称其在盛唐诗坛具有重要地位，为“盛唐之盛者也”，视其为盛唐代表性的诗人。明中期以来，受宗唐复古思想影响，人们对岑参诗更趋重视。之一边贡在《刻岑诗成题其后》中称“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壮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诗近焉，斯不可以刻而传之也乎哉”，指出了岑参诗俊、逸、奇、悲、壮五个特点，将岑参抬高到了超越李、杜的位置。

清初，王船山在《唐诗评选》中高度评价了岑参的诗，指出“嘉州于此体(乐府歌行)中，即供奉亦当让一席地”，但对其近体诗却不甚认可，批评五言近体“句短气浮，固必有趋蹶之患”。在《带经堂诗话》中，王士祯也称赞岑参七古“奇峭”，“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此外，宋荦在《漫堂说诗》中也对岑参诗声调气格之正宗多有赞叹。总体而言，代表岑参最高艺术水准的七古被广泛认同。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清中期极有影响力的一部唐诗选本，收278家、1928首诗，岑参共有58首作品入选，选诗总量排第六位。那么岑参何以被沈德潜收录如此多的作品呢?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岑参诗满足了沈德潜选诗兼容并包、提供学诗范本、提倡儒家诗教的目的。岑参的诗体现了与社会人生应有紧密联系，起到弘扬美德、化育人民、讽谏君王、感动神明的作用，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唐诗别裁集》岑参选入的58首作品里包含17首边塞诗，占29.31%，这体现了沈氏对岑参作为盛唐边塞诗人的独特定位。之所以清中期选诗家推崇边塞，一方面与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

当时清政府屡次对外发动战争和平定内部叛乱：在西域，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内乱平息，清军终于取得胜利；乾隆二十五年，清军战胜大、小和卓，尽有天山南北，设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四镇，派将军驻守伊犁。在西藏，雍正时期派驻藏大臣镇压叛乱，至乾隆时期，驻藏大臣与达赖和班禅享有同等地位，共掌权力。

在青海，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叛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将其击溃，使其归降。

这一时期又多次派兵镇压三合会、哥老会、台湾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和新疆回民起义。

另一方面，边塞诗集中体现了对国家的关切与热爱之情，岑参边塞诗颂朝廷武功、期盼建功立业既符合“雅正”的诗教观又有利于文人全身远害，故而在连年战争的大背景下，清中期时人推崇边塞诗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正因此，沈氏《唐诗别裁集》才会对岑参作出盛唐边塞诗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