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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一生中曾在近八十部作品（包括悲剧、小说、诗歌、政治作品及史学作品)、二百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而在这其中，“孔子"和“儒学”都属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研究一七四○年后欧洲对儒学的接受时，伏尔泰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曾“认真读过”孔子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

翻检前苏联科学院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伏尔泰私人藏书目录》，在费尔奈教长丰富的私人藏书中，我们几乎可以找见他那个时代出版的所有关于儒学的书籍。

如此完整的书单至少已说明了藏书者对儒学的兴趣。此外，我们还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伏尔泰确实阅读过他收藏的所有作品。

1、伏尔泰作品的的孔子

一九三九年后在柏林相继出版的伏尔泰《页边笔记》（即他在读书时记在书页间的笔记和符号)，忠实地记录下伏尔泰研究儒学的认真程度。

他在这些书中或夹以书签，或打上记号，以标示出那些引起他重视、给他以启迪的内容，或者，他还会发上一段议论或以寥寥数语概述某一段的重点。

根据已发表的《页边笔记》的记录证实，伏尔泰研读最仔细的，当为柏应理神父的《中国贤哲孔夫子》和杜哈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

对于既非汉学家，亦非任何专门学家的伏尔泰来说，杜神父的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页边笔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卷以三十四页之多的篇幅刊登相关的笔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书。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伏尔泰对《孟子》一书的关注，三十四页中就有十页与此有关，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许伏尔泰一直无缘读到卫方济神父一七一一年出版的《盂子》拉丁文全译本，只得借助杜神父书中首次以法文刊出的详介，来了解并未收入《中国贤哲孔夫子》的《孟子》。

除了《页边笔记》外，在后人整理出版的伏尔泰写于各个时期的笔记中，有关儒学的内容亦比比皆是，其中甚至包括整段整段抄录的孔子箴言。

以上这些确凿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伏尔泰在自述中道出的是实情。

但是，倘若进一步再去研究他的作品，我们又会发现，伏尔泰对儒学的了解和研习，其实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2、西雷宫——初识孔子

一六九四年，当伏尔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时，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夫子》已经正式出版了。他少年时代就读的路易大帝中学，又是由耶稣会士主持的学校，教员中不乏与在华传教士书信来往频繁者。许多西方学者据此断定，受路易大帝中学那些神父教员们的影响，伏尔泰自孩提时起就萌发了对中国的兴趣。

这个听起来十分诱人的推断，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一七三八年以前的作品中，伏尔泰仅在少数几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且均为泛泛之言。至于孔子和儒学，则无一字提及。

一七三九年，孔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但这篇题名为《论光荣》的小短文，主要是为抨击博絮埃而写。

作者不同意博絮埃以《圣经》历史代表人类历史的做法，便乔装成一位来荷兰经商的中国人，诘问欧洲人为何在所谓《世界史》中，只字不提大中华帝国？他以中国悠久的历史为证，讥讽博絮埃的无知，从而揭露出其立论的荒谬。

文章结束时，作者安排他的中国商人嘲笑了欧洲人一通、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然后返回了他那“岽拜天和凡事都依托于孔子的祖国去了”。

显然，孔子在本文中只被用来指称中国，并无独立的意义。

伏尔泰真正论及孔子的作品，到一七四五年才面世。

那一年，《法兰西水星》杂志开始连载伏尔泰的史学新作《人类思想史新提纲》。此即后来被定名为《论风俗及各民族思想》一书的前几章。伏尔泰在他这部世界史的开篇处，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孔子。

在研究伏尔泰塑造的孔子形象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论风俗》一书的创作过程。

因为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和热情，皆源该书的资料准备和撰写过程中。伏尔泰及其女友夏德莱夫人在西雷宫的退隐生活。在那段看似平静的日子里，他们共同思索着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诸如世界的起源、人类文明的发展、宗教信仰等等。

在研究和讨论这些哲学、宗教问题时，夏德莱夫人一再表现出对历史的反感，尤其是对博絮埃的《世界史讲话》的厌恶，认为那里面充斥着谎言和鬼话。

女友对历史的批判态度触动了伏尔泰，他决心撰写一部能真实描绘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史，来揭解前辈和同辈史学家们对人类历史的歪曲，修正他们的错误，以适应科学和理性的进步，满足像夏德莱夫人一样“不信神”的自由思想者的需求。

但是，对伏尔泰来说，要撰写这样一部历史谈何容易！这是第一部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撰写的世界史。

因此，它要求作者不仅要熟悉欧洲史，且要掌握世界各民族、特别是非基督教民族的文明史。

更重要的是，作者必须以一种全新的、符合科学和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一切史料，剔除其间混杂的谎言和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伏尔泰为此耗费了整整四十年的心血！他自述《论风俗》的撰写工作始于“一七四○年前"，而此书的出版目录又清楚地告诉我们，直至一七七八年，即他辞世前不久，他的最后一稿才脱手。

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间，伏尔泰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进行了认真严谨的史料分析和研究。

为了确保本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他不固执己见，随时根据新到手的资料，对已成文的部分做相应的修改和订正。其中最主要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西雷宫相对沉寂的日子里完成的。

在西雷宫严谨的史学研究中，伏尔泰或买或借，尽其所能地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潜心研究与中国有关的一切。

愈是深入研究这个民族，他便愈理解女友的不满。

于是，我们看到，当史学家伏尔泰开始撰写世界史时，他已完全为远东文明所折服。他在《人类思想史新提纲》的前言中，邀请他的读者们首先把目光转向东方。

他说：

“让我们一起游历这个地球，看看它那时处于何种状态下，并一起按照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去研究它，即从东方国家始终至我们这些国家上。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

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伏尔泰的世界史以古老的中华民族开篇，带有明显的论争意识。他要以中国为例，反驳《圣经》历史是人类唯一历史的谬论，从而打破神圣历史的权威。

此外，这种匠心独运的开篇方式，也是伏尔泰用以教育那些“西方中心论”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3、如何被中华文化所吸引？

他在《人类思想史新提纲》前言中循循善诱地劝导道：

“吃着他们（指中、印等民族）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俟找到可行的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地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予的。"

作者在如此这般的“晓之以理”之后，随即使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向读者们全面介绍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他从中国辽阔的地城、悠久的历史谈起，直写到中图的人口、兵力、财力写到其丰富的物产、高度的文明，特别是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发明了印刷术、火药、罗盘等。

同时，他也不讳言中国人在科技方面的停滞不前，并试图找出这种落后的原因。

作为一部人类思想史的作者，伏尔泰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社会习俗。他不惜笔墨，在文中详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称中国人“最熟悉、最精心培育、及完善的是道德和法律。中国政府的基础建立在晚辈对父辈的敬重之上。

父权在中国从未被削弱过。为人子者，只有在取得所有亲友及官员的许可之后，方可状告其父。儒官们被视为本地父母官；而国王则被看做是整个帝国之父。这种思想深入人心，使这个辽阔的帝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显然，这种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十分吸引伏尔泰。在他看来，长幼有序的礼俗确保了中华帝国的安宁。

他说：

“中国人的礼俗不断延续下来，制约着整个社会…在全民族中确立起克制和正直的性格。这使（中国人的）风俗既庄重又温和，这些优秀品德一直流传至今。”

当伏尔泰论及中国重人情、重道义的民族性格时，他实际上已触及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在这两段文字中只字未提孔子，可见当时他并未认识到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4、如何初始孔子？

那么，一七四五年时的伏尔泰到底怎样认识孔子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读一读《人类思想史新提纲》对中国宗教的介绍：

“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再诸如讲道德、守法律，就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即皇帝和文人们的宗教。”

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开始详细介绍起孔子来：

“我们称之为Confucius的孔夫子，生活于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比毕达哥拉斯还略早些。他恢复了这个旨在公正的宗教，传授它，且无论地位尊卑，皆身体力行之。他曾位尊至某诸侯国大司寇，亦曾流亡漂泊，贫困交加。他生前收徒五千。死后，历代皇帝、阁佬即儒官、文人，以及一切非下等百姓者皆尊其为师。他的家族仍然存在。

在一个除了现任官职便无其他显贵可言的国家中，孔氏家族却因老祖宗之荫庇而赫赫然有别于其他家族，而孔子本人，亦享有着一切尊荣。人们并非敬之若神，那是任何常人都不应享有的，而是敬仰一世人。这个人对上帝的解释达到了人类思想所能想见的最纯美的地步，他因此享有一个世人可企及的全部尊荣。”

只要稍稍回忆一下耶稣会士们笔下塑造的那个孔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伏尔泰此处的介绍，几乎都是从神父们那里转抄来的。

更确切地说，他主要节录和概述了杜哈德神父书中刊载的《孔子传》。不过，伏尔泰的概述远非全面，它明显地偏重于宗教问题：

孔子恢复了中国古代宗教，对上帝给出了最纯美的定义；他终身实践这个以敬天和谨守美德、公正为主旨的宗教；他聚徒讲学，传授这个宗教；整个中华帝国上至国君下至文人都是他的信徒，孔子和他的家族因而在中国倍受尊崇。

伏尔泰将孔子与中国宗教如此紧密地相连，就使他笔下描绘出的孔子，俨然以一幅中国正统宗教教主的面目出现。乍看起来，这太出人意料，但细细思忖，它似乎又是一种必然。

实际上，伏尔泰对耶稣会士描绘的孔子，并未做大的改动，他只不过单独滤出了神父们所特别强调的儒家天道观的内容，加以提炼概括，就形成了这一副全新的孔子像。

由此看来，片面的吸收，也会造成对原文的歪曲。倘若探究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则仍需归因于接受者自身的需求。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伏尔泰，像当时绝大多数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深深为民族所经历的宗教危机所困扰。他虽退隐在西雷宫，却从未放弃对信仰问题的探究，他和女友夏德莱夫人一起认真检视、评点《圣经》，就是希望通过对基督教教义中荒诞之处的批判，为传播一种更具理性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论，扫清各种障碍。

当时，在法国和欧洲正悄然兴起的自然神论，反对神启说，强调理性对判断信仰正确与否的作用，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人世间的事物，而听任万物按照自然法则运行。这种自然宗教，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人类科学、哲学进步的产物。

它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传入欧洲大陆后，很快为一班自由思想者所接受。而伏尔泰及其女友，恰是一对“不信神”的情人，他们在牛顿和洛克学说的启迪下，不仅成为坚定的自然神论者，而且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证实这种宗教是全人类共同的信仰。

5、初始孔子的原因

这样，如同莱布尼茨一样，他们除理论的支持外，还需为自然神论寻找事实的依据。西雷宫的史学研究为伏尔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仔细阅读了传教士们撰写的各类有关中国的作品，深深为耶稣会主流派宣传的中国“儒教”所打动。

这个尊崇上帝、注重道德的宗教既简朴、又崇高，实在太符合自然宗教的理想模式，且雄辩地证明了自然神论的古老性和普遍性。

于是，伏尔泰毫不迟疑地全盘接受了耶稣会士的观点，将他们对“儒教”的介绍如实转述到自己笔下，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中国正统宗教教主的孔子形象。

这种对孔子的误读，不仅源于作者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和焦虑，且与他当时尚未全面深入研究儒学有关。

事实上，《人类思想史新提纲》的文本揭示出，伏尔泰那时对儒学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毫无所知，对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亦未予以重视，足见在西雷宫的史学研究中，他对孔子和儒学都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去体会孔子思想的精髓了。

倘若对伏尔泰笔下的这第一个孔子形象做一小结，我们能说，伏尔泰在西雷宫的退隐生活中，仅从他急待解决的宗教问题的层面，初次结识了孔子。要想与中国古代这位贤哲进行心灵的对话，伏尔泰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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