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左右，中国各地军阀四起，对古文化与历史学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同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历史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怀疑派”，这些学者对东周之前的历史抱有怀疑态度，其中最为他们质疑的也便是最为古老的朝代——夏朝。

西方早就对中国号称“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说法看不惯了，在此之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历史的起源只能是春秋时代。为了反驳西方学者，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进行相关的考古工作来证明中国实际存在的历史，一度将中国的历史证明到商朝。但当他们想要证明夏朝时，却因为缺少实际文物证据而被迫停止，而怀疑派学者也就在此时产生。

怀疑派的学者因西方用心险恶的文化虚无主义的冲击，早已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产生了不自信。他们主张“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不能证明事实上存在的历史，宁可不要也不能滥加。这样的言论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反对，但因为本身就缺乏对于夏朝的考古证据，对立的两面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在以前的研究中，那个缺少文字，没有青铜与陶器，没有遗留城市建筑，就连史书都一笔带过的“夏”，不像是一个文明的朝代，而更像一个远古的部落。后来出土的夏禹书与禹王碑虽然字迹工整，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产物，这便更让这段神秘的历史披上了朦胧的面纱。

那么关于夏的详细记载在哪里呢？这还得问汉朝史官司马迁。他在汉朝收集的大量典籍基础上，整理和编修了《夏本纪》与《殷本纪》，这两本史书是关于夏商历史最为详细的两篇文章。在证明商朝的存在性时，人们出土了与《殷本纪》近乎完全相同的商朝祭祀文本，证实了这段史书的真实性。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文物。在1936年的时候，人们还在钱塘江流域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这便是后来有名的“良渚文化遗址”。良渚遗址在不断地探索中，已有34平方公里的遗迹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到，它也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但令人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在它与商朝的衔接点上，终究难以寻找到“夏”的踪迹。

在证明夏朝历史的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在向不同的领域深入挖掘。在多次历史与实际符合的过程中，人们认可了司马迁在历史记载时候的可靠性。在最初的时候，胡适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怀疑历史作假，也要给出作假的动机与例证。人们逐渐开始反对西方的“以考古证明历史”的方法，坚定地认为在良渚文化与商朝的历史线路上，必然存在一个过渡时期的王朝时代。

众多历史学家展开了对夏朝存在性的大辩论。这次辩论以正确的推测流派的胜利而落幕——夏朝存在于历史中，并且作为一个特殊的过渡的时期，连接良渚文化与已被文物实际真实存在的商朝。加上逐渐一些带有疑似夏朝文字的石碑的出土，新时期主流的历史学家经过探讨与商议，最终还是确定了夏在历史中存在的真实性。

人们所在意的还有另一个方面。在进行多方的研究与考证之后，“夏”作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是为广大历史学家认可与接受的，但是应该把它称为是“夏代”还是“夏朝”也是颇有争议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时的主流的中外学者认为，“夏”是一个由古代氏族联盟向封建王朝过渡的阶段，所以称呼其为“夏代”而不是“夏朝”就显得更为科学一点。

在本世纪初，我国的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些有关夏朝的文物，以及更多的记载夏朝历史的史书记载。在中国各个历史研究协会的讨论过后，他们认为“夏”即使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但在夏的存在历史中已有了堪称王朝时代的真实雏形，故将其称呼为“夏朝”也是无可厚非的。自此这个问题便盖棺定论了。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调查之后，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中华文明长达五千年的曙光一直照耀着东方大地，照耀着神州大陆上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