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包拯、狄青被他冤枉,范仲淹受其牵连,欧阳修才是“坑人小能手”
迪丽瓦拉
2025-06-13 19: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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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欧阳修的大名,我想凡是上过学、念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可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举荐了“三苏”、王安石、曾巩的北宋名臣。

但欧阳修在后世的名声多是“文名”,如果细数一下他都干了什么事儿,就很难将其归入“贤臣”一列。不论是对手还是队友,很多人都被他“坑”过,还是非常致命的那种“坑”。

狄青蒙冤与包拯受屈,欧阳修通杀“文武”双星

民间往往把狄青和包拯并称,说他们分别是武曲星和文曲星下凡,但就是这“文武双星”却都被欧阳修“坑”得很惨。

先来说说狄青,一个在北宋逆袭的“草根”。

狄青狄武襄,一个可以和岳飞岳武穆相提并论的名将,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因犯罪而被刺配充军的,也就是常说的“贼配军”。

史书对狄青在西夏战场上的表现写得很有意思,说他每次上战场都要带一个狰狞的铜面具,披发冲阵,死战不退,勇不可当,其勇猛的表现不仅在宋军当中显得另类,也让西夏人闻风丧胆,因此被主帅范仲淹、韩琦所赏识,令其学习兵法战阵。

北宋武将的升官速度是很快的,但犯错被黜落的速度也很快,狄青因战功升任了枢密使,这几乎是武臣当中最高的官职了,被宋仁宗赞誉为“朕之关张”。

但狄青虽是汉人,表字汉臣,但“狄”却是“胡姓”,再加上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却晋升迅猛,所以在北宋的官场上非常扎眼,也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反感。

于是,这些文官们便暗中传播一则“谶语”:

“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只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

这几句话讲得其实是当年胡人乱华的事件,但却被用以暗指狄青身应谶语,必将谋逆。“黄袍加身”这种事,老赵家可太熟悉了。这成功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

于是,欧阳修趁此机会接连三次上书,打压狄青,说他战功低微,不及古之名将;还利用“天人感应”学说,将洪水等自然灾异归咎于狄青身上。

而更为严重的是,欧阳修一系列捕风捉影的话,什么“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等言论,分明就是暗示宋仁宗,你怀疑得没错,狄青就是应谶的逆臣。

最后,欧阳修给仁宗出了个主意,建议罢去狄青的枢密使,令其镇守外蕃,用狄青对此的反应来考察其是否有反心,实际上就是要将狄青踢出中枢。

宋仁宗虽然非常欣赏狄青,但架不住三人成虎,欧阳修等文官重臣天天在耳边念叨,所以心里有了猜忌之后,便将之贬判陈州。

狄青当然不服,但文彦博用“朝廷疑尔”为他点破缘由之后,狄青便惊惧交加,仅半年就病逝了。

所以说,欧阳修对名将狄青之死是负有直接责任的,这也只是北宋文官集团对武臣压迫的一个缩影,而文官集团内部同样有“刀光剑影”,这在欧阳修抨击包拯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

话说,管理北宋财政大权的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这对当时的文官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但包拯眼里可揉不得沙子,于是上书弹劾,张方平也因此罢任。

接替张方平的是宋祁,没想到包拯再次上书弹劾,说宋祁兄长宋庠身为宰相,且其自身生活奢靡,并不适合执掌财权。这并不是“莫须有”,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宋祁也怕麻烦,于是也上书请辞。

宋仁宗一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包拯你廉洁啊,那你自己干三司使得了。包拯说行!

按照北宋官场的常规做法,君臣之间要表演一番,臣子对君主的任命多次请辞,以示自己的谦逊;而君主要多次“求”着臣子接受,以示求贤若渴。最后臣子勉为其难,接受君命,皆大欢喜。

包拯直接跳过了这个环节,于是欧阳修就上书弹劾包拯,说其“不廉”,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是别有用心。

欧阳修还玩了一个文字上的笑话,用包拯得意的“断案”之能来嘲讽包拯,说:

“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之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

是说包拯看到别人的牛踩坏了田地,于是就把他的牛给没收了,为什么处罚得这么重呢?还不是贪图别人的牛罢了。言外之意就是,包拯为什么弹劾张方平和宋祁两任三司使呢?还不是他自己想做三司使,为了得到别人的位置而恶意中伤,吃相太难看。

欧阳修执掌文脉,以诛心之言讥讽包拯,煽动士林清议,包拯不得不暂时辞官以避风头。

那么,为什么欧阳修要为张方平和宋祁来“中伤”包拯呢?

这两个人和欧阳修都有些关系,张方平与欧阳修一样,都是苏轼的老师,苏氏父子就是张方平推荐给欧阳修的;而宋祁是欧阳修的前辈,两人同修《新唐书》,交情匪浅。

所以,包拯接连弹劾张方平和宋祁,自然就得罪了欧阳修这一团体。双方的一番争斗,其实就是文官集团之间小团体的倾轧,屡见不鲜。

然而,要说欧阳修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他给范仲淹帮倒忙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压死“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掀起了一番变法浪潮,史称“庆历新政”,但不到两年就失败了。

众所周知,变法的实质是破坏旧规则,确立新规则,所以必然会触动旧利益集团和吸引新利益集团,双方在各个领域中展开争夺。

庆历新政的发动非常迅猛,素有名望的范仲淹、韩琦为中枢,欧阳修等文坛盟主为言路,一时间声势浩大,也引起了旧有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一时间脏水乱泼,舆论蜂起。

其中对范仲淹等人最为致命的一则攻击就是“结党”。旧党向仁宗皇帝进言,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把持朝政,排除异己,这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

“异论相搅”是赵宋皇族惯用的手段,支持一方的同时也会支持另一方,让双方打擂台,谋求平衡。等事情闹大,宋仁宗再出来做好人,其“仁”的谥号就是这么来的。但无论哪一任皇帝,都对“朋党”一事绝难容忍。

唐代“牛李党争”殷鉴不远,宋仁宗自然对“结党”一事敏感异常,于是就旁敲侧击地去问欧阳修。

结果没想到,欧阳修非但没有一口否决,而是上了一篇《朋党论》,给宋仁宗讲述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不同。

欧阳修说,小人之间结党是因为私利,而君子之间结党是因为公义。言外之意就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结的是“君子之党”,而那些反对庆历新政的就是“小人之党”。欧阳修建议宋仁宗,要用君子之党,罢斥小人之党。

宋仁宗看了这一篇《朋党论》后表示,明白了,别人结没结党不清楚,但你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可是承认结党了。

于是,在欧阳修上《朋党论》的第二年初,支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韩琦、杜衍等人全都被撵出了京城,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当然,庆历新政的失败自然不是一篇《朋党论》能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欧阳修的这篇文章确实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为此范仲淹等人不得不离开中枢,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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