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欧阳修的大名，我想凡是上过学、念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可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举荐了“三苏”、王安石、曾巩的北宋名臣。

但欧阳修在后世的名声多是“文名”，如果细数一下他都干了什么事儿，就很难将其归入“贤臣”一列。不论是对手还是队友，很多人都被他“坑”过，还是非常致命的那种“坑”。

狄青蒙冤与包拯受屈，欧阳修通杀“文武”双星

民间往往把狄青和包拯并称，说他们分别是武曲星和文曲星下凡，但就是这“文武双星”却都被欧阳修“坑”得很惨。

先来说说狄青，一个在北宋逆袭的“草根”。

狄青狄武襄，一个可以和岳飞岳武穆相提并论的名将，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因犯罪而被刺配充军的，也就是常说的“贼配军”。

史书对狄青在西夏战场上的表现写得很有意思，说他每次上战场都要带一个狰狞的铜面具，披发冲阵，死战不退，勇不可当，其勇猛的表现不仅在宋军当中显得另类，也让西夏人闻风丧胆，因此被主帅范仲淹、韩琦所赏识，令其学习兵法战阵。

北宋武将的升官速度是很快的，但犯错被黜落的速度也很快，狄青因战功升任了枢密使，这几乎是武臣当中最高的官职了，被宋仁宗赞誉为“朕之关张”。

但狄青虽是汉人，表字汉臣，但“狄”却是“胡姓”，再加上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却晋升迅猛，所以在北宋的官场上非常扎眼，也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反感。

于是，这些文官们便暗中传播一则“谶语”：

“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只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

这几句话讲得其实是当年胡人乱华的事件，但却被用以暗指狄青身应谶语，必将谋逆。“黄袍加身”这种事，老赵家可太熟悉了。这成功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

于是，欧阳修趁此机会接连三次上书，打压狄青，说他战功低微，不及古之名将；还利用“天人感应”学说，将洪水等自然灾异归咎于狄青身上。

而更为严重的是，欧阳修一系列捕风捉影的话，什么“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等言论，分明就是暗示宋仁宗，你怀疑得没错，狄青就是应谶的逆臣。

最后，欧阳修给仁宗出了个主意，建议罢去狄青的枢密使，令其镇守外蕃，用狄青对此的反应来考察其是否有反心，实际上就是要将狄青踢出中枢。

宋仁宗虽然非常欣赏狄青，但架不住三人成虎，欧阳修等文官重臣天天在耳边念叨，所以心里有了猜忌之后，便将之贬判陈州。

狄青当然不服，但文彦博用“朝廷疑尔”为他点破缘由之后，狄青便惊惧交加，仅半年就病逝了。

所以说，欧阳修对名将狄青之死是负有直接责任的，这也只是北宋文官集团对武臣压迫的一个缩影，而文官集团内部同样有“刀光剑影”，这在欧阳修抨击包拯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

话说，管理北宋财政大权的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这对当时的文官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但包拯眼里可揉不得沙子，于是上书弹劾，张方平也因此罢任。

接替张方平的是宋祁，没想到包拯再次上书弹劾，说宋祁兄长宋庠身为宰相，且其自身生活奢靡，并不适合执掌财权。这并不是“莫须有”，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宋祁也怕麻烦，于是也上书请辞。

宋仁宗一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包拯你廉洁啊，那你自己干三司使得了。包拯说行！

按照北宋官场的常规做法，君臣之间要表演一番，臣子对君主的任命多次请辞，以示自己的谦逊；而君主要多次“求”着臣子接受，以示求贤若渴。最后臣子勉为其难，接受君命，皆大欢喜。

包拯直接跳过了这个环节，于是欧阳修就上书弹劾包拯，说其“不廉”，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是别有用心。

欧阳修还玩了一个文字上的笑话，用包拯得意的“断案”之能来嘲讽包拯，说：

“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之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

是说包拯看到别人的牛踩坏了田地，于是就把他的牛给没收了，为什么处罚得这么重呢？还不是贪图别人的牛罢了。言外之意就是，包拯为什么弹劾张方平和宋祁两任三司使呢？还不是他自己想做三司使，为了得到别人的位置而恶意中伤，吃相太难看。

欧阳修执掌文脉，以诛心之言讥讽包拯，煽动士林清议，包拯不得不暂时辞官以避风头。

那么，为什么欧阳修要为张方平和宋祁来“中伤”包拯呢？

这两个人和欧阳修都有些关系，张方平与欧阳修一样，都是苏轼的老师，苏氏父子就是张方平推荐给欧阳修的；而宋祁是欧阳修的前辈，两人同修《新唐书》，交情匪浅。

所以，包拯接连弹劾张方平和宋祁，自然就得罪了欧阳修这一团体。双方的一番争斗，其实就是文官集团之间小团体的倾轧，屡见不鲜。

然而，要说欧阳修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他给范仲淹帮倒忙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压死“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掀起了一番变法浪潮，史称“庆历新政”，但不到两年就失败了。

众所周知，变法的实质是破坏旧规则，确立新规则，所以必然会触动旧利益集团和吸引新利益集团，双方在各个领域中展开争夺。

庆历新政的发动非常迅猛，素有名望的范仲淹、韩琦为中枢，欧阳修等文坛盟主为言路，一时间声势浩大，也引起了旧有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一时间脏水乱泼，舆论蜂起。

其中对范仲淹等人最为致命的一则攻击就是“结党”。旧党向仁宗皇帝进言，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把持朝政，排除异己，这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

“异论相搅”是赵宋皇族惯用的手段，支持一方的同时也会支持另一方，让双方打擂台，谋求平衡。等事情闹大，宋仁宗再出来做好人，其“仁”的谥号就是这么来的。但无论哪一任皇帝，都对“朋党”一事绝难容忍。

唐代“牛李党争”殷鉴不远，宋仁宗自然对“结党”一事敏感异常，于是就旁敲侧击地去问欧阳修。

结果没想到，欧阳修非但没有一口否决，而是上了一篇《朋党论》，给宋仁宗讲述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不同。

欧阳修说，小人之间结党是因为私利，而君子之间结党是因为公义。言外之意就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结的是“君子之党”，而那些反对庆历新政的就是“小人之党”。欧阳修建议宋仁宗，要用君子之党，罢斥小人之党。

宋仁宗看了这一篇《朋党论》后表示，明白了，别人结没结党不清楚，但你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可是承认结党了。

于是，在欧阳修上《朋党论》的第二年初，支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韩琦、杜衍等人全都被撵出了京城，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当然，庆历新政的失败自然不是一篇《朋党论》能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欧阳修的这篇文章确实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为此范仲淹等人不得不离开中枢，自证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