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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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AI复原图

其实是需要避讳的，早在三百年前，清朝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负责编书的大臣们就指出，明初官员的文集里有将“元”国号改写为“原”的情况：

刘彦昺集九卷，明刘炳撰，炳字彦昺，以字行，鄱阳人。洪武初，献书言事，授中书典籖，出为大都督府掌记。除东阿知县，阅两考，引疾归……所著诗文本名《春雨轩集》，乃其门人刘子升所编。杨维桢尝为评定，其评亦附载集中。维桢及危素、宋濓皆为作序……旧本书‘元’国号皆作‘原’字，盖以明初刊板之时，犹未奉二名不偏讳之诏，故以原代元，而传写者仍之欤。事隔前朝，理无避忌，今悉改正从本文焉。

刘彦昺就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人。

危素、宋濂还都给他的这部文集写过序。

鉴于危素1372年就死了，距离1368年明朝开国只有四年。

所以刘彦昺的文集将“元”朝写作“原”朝，可以说就是明初的实况。

因为避讳这件事，具体标准是什么（每个字都得避，还是只避连用的情况），得当朝皇帝明令发话。

朱元璋不表态开恩，“元”“璋”这两个字，请问你敢厚此薄彼吗？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此时明朝的藩属国，也出现了将“元”朝改称为“原”朝的习惯。

我们在《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中都可以找到痕迹。

比如1391年，《高丽史》中就有一条：

己卯，避帝讳，禁用元字，代以原。

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吧？

就是为了避朱元璋的名讳，所以连朝鲜半岛都禁用“元”字了。

这时候高丽的大权已经落到李成桂手上，隔年他就取代了高丽恭让王，建立了朝鲜王朝。

等于这个命令就是李成桂发的，故而朝鲜初期也遵循了这一禁令。

像《朝鲜王朝实录》收录了1394年，由李成桂亲撰，并上呈给朱元璋的一道奏本。

这道奏本中有一段，是李成桂向朱元璋介绍自己历代祖宗们的身份官职。

等讲到元朝部分的时候，“元”字通通被李成桂写作“原”：

念臣先世，本朝鲜遗种，至臣二十二代祖翰，仕新罗为司空。及新罗亡，翰六代孙兢休入高丽。兢休十三代孙安社仕于前原，是臣高祖，自后不受高丽官爵。及原季兵兴，臣父子春，率臣等避地东来。

所以，当时真实的情况就是，严肃场合下确实需要将“元朝”写作“原朝”。

而且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朱元璋晚年。

另一个铁证，大家去查史料的话，明初功臣中不少人都改过名。

比如靖海侯吴祯，原名吴国宝、江阴侯吴良，原名吴国兴、豫章侯胡美，原名胡廷瑞。

原因就是为了避朱元璋的字“国瑞”。

从来“名”比“字”更尊贵，朱元璋身边的人既然字都要避，名难道还能不避？

事实上，钱谦益参考了大量明初珍稀史料所写的《国初群雄事略》里，提及开国功臣李善长他的本名为“李士元”。

他改名善长无非也是为了朱元璋。

《朝鲜王朝实录》中，避讳“元”字写作“原”的实例

也有人说朱元璋时期的碑刻，以及地方志中存在的“元”字，来试图证明避讳“元”字一事在明初不存在。

这件事反而表现了，他没有理解制度史的本质。

真要拿碑刻和地方志说事，任何一个读者朋友，都能找出一堆反例。因为洪武年间将“元”朝称为“原”的碑刻，现在遗留下来的也不少。

但这种罗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洪武十年，《重修离相寺记》，“逮有原（元）之劫年”

洪武十一年，《重修九天圣母正殿记》，落款是“前原（元）义兵万户”

我这么说原因很简单。

第一，避讳制度，它本身在不同场合的松紧度就不同，对不同人群的要求也不一样。

看《大明律》的惩罚等级你就知道了，百姓起名犯御讳需要杖一百，奏事犯御讳则轻一等，杖八十。

再说的通俗一点，你给朱元璋看的奏本，难道会跟地方上立的碑、修的书，对严谨度的要求一样吗？

拿几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妄图概括出一个通用的说法，本身就证明不专业。

第二，古代王朝执法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层面也天差地别。

你总不可能要求武官和文官们一个水平，更不能要求各个地方的官员都是饱学之士。

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的文字狱都怎么搞出来的，无非就是因为能记得那么多禁令的人太少，总能让他鸡蛋里挑出骨头。

其实，朱元璋时期做过很多礼仪用词上的调整。比如禁“三呼万岁”。禁用“张天师”，改称“张真人”。

禁止书信写“顿首”、“百拜”，改写“端肃奉书”“奉复”。

但是，每一样的执行力度都不咋地，想找的话都能找到继续使用旧说法的案例。

然而，因为执行力不行，你就能说明初不存在这些禁令吗？

不管中国还是朝鲜的史料，都可以证明避讳“元”字在明初是存在的。至于其执行力如何，在哪些群体中执行的更严格，则是在此大前提下需要深入探讨的子问题。

奏本里“元”朝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正常写，不必再用“原”字替代。起码要等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颁《大明律》：

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各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换句话说，大明这时候终于以法典的形式决定了，以后你上书只要不连着写“元璋”两个字，单用“元”或者“璋”，都没罪。

这时候离朱元璋驾崩，只剩下一年而已了。

因此，去朱元璋死了之后才修的《明太祖实录》里，能找到当然都是正常用的“元”字。

拿这个作为明初不存在“元”字避讳的证据，不能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时代修订过四次《大明律》。分别在洪武六年（1373年）、九年（1376年）、二十二年（1390年）、三十年（1397年）。

而高丽那边目前留下的最早要求立法参考《大明律》的记录，出现在洪武二十一年：

今《大明律》考之《议刑易览》，斟酌古今，尤颇详尽，况时王之制，尤当仿行。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大明律》已经传入高丽。

这个版本要么是洪武六年（1373年）颁行天下的那版，要么是洪武九年（1376年）二次修订的那版。

但正如上文举的例子，高丽到了1391年，还传令，为了避朱元璋的名讳，“元”这个常用字以后要用“原”字代替。

这可能意味着，洪武六年版或洪武九年版的《大明律》，都没有明文规定“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所以，既然国法没有放宽，常用的“元”和不常用的“璋”一起避，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作者：首阳大君，来源汉周读书（ID：hanzhou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