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将领佐佐真之助,曾长期在陆军省人事局任职,尽管军衔不高,但实权却很大,此后曾以第二十二师团步兵第85联队长、第十三军参谋长和第三十九师团长等军职活跃在中国战场,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日本战败投降时,在吉林四平向苏联红军缴械投降。
佐佐真之助(1893—1959)是日本福冈县人,1915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步兵科,1922年12月14日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7期,与樱井德太郎、稻田正纯、佐藤贤了、赤柴八重蔵、木下勇、雨宫巽、片冈董、纳见敏郎、吉冈安直、辰巳荣一、井桁敬治等人同学,并于1925年11月27日毕业。
“七七事变”前后,佐佐真之助在陆军省人事局担任课员,该机构负责日本陆军中各层级军官的遴选、提名和推荐,然后报请陆军次官和陆军大臣审批,日本陆军佐级以上军官,原本就调到比较频繁,自对华开战以来,各层级军官更是调动频繁,因此人事局的工作更显繁忙,此时担任人事局长的是阿南惟几少将,陆军次官是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军大臣则是杉山元大将。
1938年7月15日,佐佐真之助升任人事局恩赏课长,其后不久又兼任陆军省功绩调查部长,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对在前线领兵作战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与评定,依据军官战功的“大与小”或“多与少”评定战功,授予不同等级的金鵄勋章。
佐佐真之助在课长和部长任内,又先后经历了东条英机、山胁正隆和阿南惟几三任陆军次官,并经历了板垣征四郎、畑俊六两任陆军大臣,其中自1939年1月31日起,其功绩调查部长由时任军务局长町尻量基兼任。
1940年3月9日,佐佐真之助被外放到中国派遣军,出任第二十二师团步兵第85联队长,师团长为土桥一次中将,当时该师团隶属于藤田进的第十三军作战序列,佐佐真之助到任之后,曾率领步兵第85联队进攻了萧山、临安、新登、绍兴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浙江犯下了累累的反人类罪行。
1941年3月1日,佐佐真之助晋升陆军少将,被调回日本出任西部军参谋长,辅佐西部军司令官藤江惠辅,该军司令部设在福冈,负责本土西部地区的防御任务,此时的日本正在筹划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2年12月22日,佐佐真之助调任第十九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富永信政中将,该军是新编组成立的,被部署在帝汶岛以东至新几内亚一带岛屿进行防御,军司令部设在塞兰岛的安汶,隶属于日本南方军作战序列。
1943年10月15日,由北野宪造中将接替病重的富永信政出任第十九军司令官,富永信政很快就于同年11月9日病亡,由于富永信政与东条英机首相是儿女亲家,因此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大将军衔。
1944年1月17日,佐佐真之助又被调回中国派遣军,前往上海出任第十三军参谋长,辅佐该军司令官下村定中将,同年3月22日,下村定奉命回国出任西部军司令官,佐佐真之助又辅佐新任司令官永津佐比重中将,并于6月27日晋升陆军中将,而第十三军自成立之日起,就长期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作战,主要作战对象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各部。
1944年11月22日,佐佐真之助接替澄田赉四郎出任第三十九师团长,该师团是1939年6月30日在日本广岛组建的三联队制师团,下辖步兵第231联队、步兵第232联队、步兵第233联队及野炮兵第39联队等,隶属于第十一军作战序列,驻屯在湖北一带担任警备任务。
为了防御盟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日军大本营于1945年3月12日在济南组建了第四十三军,由细川忠康中将担任司令官,久保满雄少将为参谋长,第三十九师团被转隶第四十三军作战序列,期间参加了进攻老河口、襄樊等地的作战。
1945年6月初,佐佐真之助的第三十九师团被紧急调往关东军,被部署在吉林四平担任警备与防御作战任务,被列入第三方面军第三十军作战序列,其时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为后宫淳大将,第三十军司令官为饭田祥二郎中将,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100多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进军中国东北,号称一百万的关东军不堪一击,仅仅抵抗了一周之后,裕仁天皇就于8月15日12时发布了《终战诏书》,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在聆听《终战诏书》之后,于8月16日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会议,在听取属下意见后最后决定:“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尊奉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并派遣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飞往苏联,与苏军远东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洽谈投降事宜。
饭田祥二郎奉命率领关东军第三十军向苏联红军投降,而佐佐真之助则率领第三十九师团在四平缴械投降,所有投降的关东军官兵,均被苏联红军关押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并强制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是日军将军级战俘,也并没有被特别优待,而是与普通士兵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日本关东军部分高级将领,曾被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并被判处各种有期徒刑不等,而第三十九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中将,是否被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尚没有看到相关史料,至于佐佐真之助是何时被遣返回日本的,也是不得而知,仅知道其死于195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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