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宋实施以城池为核心的防御战略，河北和河东地区的城防体系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在抗击辽军的几次重大入侵行动中都取得了良好战绩。为了阻止北宋城防建设，辽朝决定采取先发制人，在北宋城防体系建成之前逼宋就范。

河北城防体系的调整

面对辽的进攻威胁，咸平五年（1002）六月，北宋开始整顿河北边防，宋真宗在便殿授诸将方略：

第一，聚为大阵，变原来三镇（镇、定、高阳关）分峙的兵力部署为三路兵马悉集定州，夹唐河布成大阵，并建立木栅，以防止辽骑靠近大阵。“镇、定、高阳三路兵宜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立栅以守。”辽军初来进攻时，坚壁固垒，切勿交锋。待敌疲惫时，可鸣鼓挑战，进行骚扰，但仍持重不战，以此迟滞和疲惫敌人，使之无法冲过大阵继续南进。

第二，分屯要塞。“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昭、张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塞，田敏、杨凝、石延福领之，以当贼锋。始至勿轻斗，待其气衰，背城以战。”以上三路骑兵为唐河防线的前方据点。辽军入境来攻时，也是坚壁固守，然后依托城寨挑战，使敌疲于奔命，无力推进。

第三，合势夹击。“若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昭会，使腹背受敌。若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契丹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虏已来，互为声援。”如果辽军南越保州，则唐河大阵兵马阻击其前，三路马军截击其后，使之腹背受敌；如果敌不攻定州径直南下，则北面三路马军会兵攻向边界，破坏辽军后方运输线，并令雄、霸州和破虏军守军为之应援。

第四，控扼纵深要路。辽军从遂城、满城方向进入后，一般分为东西两路南进，有鉴于此，宋真宗“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旻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

第五，阻截敌退路。辽骑深入宋境大肆掠夺后，一般也分东西两路撤回。“契丹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令普统军一万于莫州，卢文寿、王守俊监之，敌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敌由东路，则刘用、刘汉凝、田思明以兵五千会普、全照为掎角。”

第六，其余重兵由石保吉统领驻扎在天雄军，作为战略预备队。“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从宋军军事部署的态势上，说明宋军的最高统帅已经总结了张齐贤和杨延昭城池联防作战单元的成功经验，不仅让威虏军、保州、北平塞三个前沿据点之间联战联防，而且在部署中还注意与其它城池之间的配合，要求“互为犄角”、“互为声援”，“其它选用，悉皆类此。即魏、贝、德、沧等州之布防亦同此原则也。”

从“始至勿轻斗，待其气衰”中可以看出，依托城池，坚守不出，持重待机，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是这次防御作战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反击，也要瞅准敌人的弱点，然后“背城以战”，使宋军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形势。这种布防并不全是宋真宗的高见，整边之前，宋真宗曾征询过文武臣僚们的意见。

尚书工部侍郎、签书枢密院事冯拯认为：“备边之要，不扼险以制敌之冲，未易胜也。若于保州、威虏间，依徐、鲍河为阵，其表势可取胜矣。……今防秋，宜于唐河增屯兵至六万，控定武之北为大阵，邢州置都总管为中阵，天雄军置钤辖为后阵。”

众多城池之间的协同配合在客观上形成了抵御辽军入侵的防御纵深，对敢于长驱直入、“纵轶南侵”的辽军在后勤供给、安全撤回方面构成了严重威胁，是控扼险要、层层设防大纵深防御思想的体现。

纵深防御强调节节抵抗，令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在深一层次上，这种抵抗不单是物质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纵深防御将传达一个强烈的讯息给敌人：这里随处都有抵抗，要彻底征服本国的代价是很大的。若对方在发动战争前已能深刻体会这一点，其发动入侵的可能性就会大为降低。因此纵深防御作为一种战略姿态，可能收到武装劝止之效，而达成保卫国家的政治目的。但是宋真宗“镇、定、高阳三路兵宜会定州”的兵力部署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咸平六年（1003），真宗下诏修葺定州城，派遣谢德权兼掌其事。谢德权不主张集中兵力，向宋真宗建议，“令边兵聚屯一处，尤非便利，愿速分戍镇、定、高阳三路。”此外，谢德权还对辽军入侵的可能性有清醒认识，“以为今岁契丹必寇内地……臣实虑蒲阴工做未讫，寇必暴至”。为了以防万一，提前做好战争准备，他又向宋真宗建议，“天雄城垒阔远，请急诏蹙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军城堑，以为预备。”对城池的战前修葺为即将到来的澶渊之役做好了准备。

景德元年（1004）八月，辽军开始进行大举南征前的准备，北宋也开始积极组织城池防御人员。“景德元年，遣使分诣河北、河东集强壮，借库兵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大臣王显的上疏反映了北宋临战前的战略构想：“大军方在镇、定，敌必未敢引众南侵。若车架亲征，望且驻跸澶渊，诏镇、定出军会河南大军合势攻杀。或契丹主与其母氏虚张形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下，迫河于驾前诸军对敌，即望令镇、定之师，直趋彼帐，攻其营寨，则缘河游兵自退，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

辽军南下与瀛洲保卫战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日，辽主与萧太后大举南伐。这次南伐仍然沿着辽军入侵的传统路线——西山下入寇，但在进攻北平寨时，为宋将田敏拒止，东向进攻保州又不克。辽军打算进攻定州，负责定州守备的王超手握重兵，按照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按兵不动，辽军实行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长驱直入，从定州东绕城而过，突破唐河防线，自阳城淀分兵直趋瀛、祁二州。

宰相寇准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臣伏睹边奏，犬戎游骑已至深、祁以东，窃缘三路大军见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深、赵、贝、冀、沧、德等州别无大军驻泊，必虑虏骑近东南下寨。或恐万一定州兵马被犬戎于镇、定间下寨，抽那不起”，就会造成“邢、洺之北，游骑侵掠，天雄军东北县分老小大段警移”的危局。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须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将帅等会合，及令魏能、张凝、杨延昭、田敏等兵马渐那向东，傍城下寨。牵拽如此，则犬戎必有后顾之患，亦未敢轻议引军深入。”“兼彼契丹颇乏粮糗，惟恃啸聚之众，必怀首尾之忧。岂敢不顾大军，但图深入？”。

宋真宗得到辽军进逼武强县的消息，一面命令雷有终率领山西兵马紧急增援，到镇州与王超大军会合；一面按照既定的作战预案命令山西之岢岚军，河北之威虏军、保州、北平寨等，迅速深入敌境，邀其辎重，打击辽军的后方供应线，以分敌势。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皆偏师进抵易州南，掳辽人畜铠仗，凡数万计。

十月初六，辽军到达瀛州城下，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梯冲竿牌等攻具，皆被之以铁，用密集的弓箭掩护奚人负版乘墉而上。宋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据守，发垒石巨木击之。在十几天的守城战斗中，给辽军造成重大杀伤。辽太后亲鼓众急攻，矢集城上如猬，城上悬版才数尺，集矢二百余。辽军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也没有攻下瀛州城。

瀛洲保卫战振奋了宋军士气，宋廷大加赏赐。同时，督令河北诸州官兵随时抵御来犯辽兵。由于宋军加强了城池防御，辽军继续南下，进攻沧州又失利，转兵趋贝、冀等州皆不利而去。自九月以来，辽军转战千里，屡次顿兵于坚城之下，士气大挫。宋军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宋真宗急忙调集兵马，准备在天雄军与辽军决战。

城下之盟

辽军从祁州南下，越洺州，数攻大名不克，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陷宋德清军，二十二日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城为唐朝所置，夹黄河筑两城，南城、北城分别曰南澶、北澶，河中筑垒造浮桥，谓澶州河桥。城池周围“川原平旷道路四达，居然冲要。”如果宋军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和辽军进行野战，正是急于打破僵局的辽军所急切期望的。

宋真宗命令宋将秦翰督众环城浚沟洫，做好了守城准备。辽军数万自德清军攻澶州，从东、北、西三面合围。大将李继隆率领宋军在北城外毁车为营，潜伏劲弩，控扼要害，射死前来侦察地形的辽大将萧达览，辽军士气更加低落。

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张黄龙旗，宋军士气大振。寇准之所以将宋的命运赌注押在澶洲上，一是因为宋的精锐主力军尚在敌人后方的定州，给南下辽军以莫大威胁。二是因为大名战略要点屹立不动，山西和河南的各地援军陆续到达，而镇、瀛、沧、冀、贝等州仍然都在宋军手中，战略形势从总体上来看比较有利。如果宋真宗亲自到达澶州，宋军士气受到鼓舞，大有战胜的希望。寇准此前曾经提过“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的战略方针，希望等到军事获胜后和辽进行谈判，一劳永逸的解决宋辽争端。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顿兵于澶州城下不能前进，王超大军在定州及河北列城守备，威胁后方，万一澶州会战不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辽军急于谋和。经过谈判后宋辽达成议和，在谈判条件中提到，辽军收众北归，恐为缘边邀击，要求宋朝政府下诏，诸路诸州郡不准出兵袭击辽国退兵，由此可见辽军在大防御纵深情况下孤军深入所面临的极度困难局面。若不是达成议和，此次辽军能否全军而退都很难说。宋枢密使富弼在评价澶渊之盟时指出，以岁币三十万两给辽，“不足以当兵费百一二，故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两国实现和平是双方势均力敌的表现，对于宋朝来说，能战方能言和，这种长久和平是建立在宋朝成功实施了城池纵深防御战略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一战略的实施，才使得屡次大举南侵的辽朝不敢再次轻启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