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颓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蒋介石清楚地预感到国军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他下令加紧把大陆搜刮来的黄金、美元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装船运往台湾。

其中的一批就是来自各地的奇珍异宝，这批财物数量高达3000箱，然而其到达台湾后，居然一直存在一个小村庄，长达15年之久没有动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杭立武担当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假意与中共在重庆进行关于和平建国的谈判，一面在暗中加紧向全国各地调兵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准备内战。

当时蒋介石自恃有美国人的支持，在兵力和装备上都远强于我军，因此扬言要在三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部队。

结果内战一开打，蒋介石的军队越打越少，到了1948年，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这时蒋介石在忙于应付解放军的进攻的同时，还有一件大事要办——那就是准备退路。

这其中，就包括加紧向台湾运送其从大陆搜刮的各种文物和财产。

三大战役后期，蒋介石为确保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一大批文物不落入解放军手中，专门安排人手负责将其运往台湾。

由于这批文物当时按装箱数量计算超过3000箱，事关重大，蒋介石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的杭立武负责。

为什么会选择杭立武来负责这件事呢？

杭立武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其本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文物曾结下不解之缘。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之时，身为人权协会理事长的杭立武就参加了保护文物的护送行动。

当时杭立武正在南京负责建立难民区，此时南京沦陷已成定局，南京市长专门找到他，要求将朝天宫也划入难民区进行保护。

但杭立武认为日军不会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必定进入难民区抢夺这批文物，杭立武认为必须将这批文物搬迁至大后方才行。

杭立武就此事，专门向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的张群秘书长报告，张群将此事转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就把此事交给了杭立武来负责。

杭立武冒着日军的狂轰滥炸，在混乱的局势中，想方设法租到了一艘英国的商船。

朝天宫的工作人员得知有船了，立马行动起来，将两千多箱文物快速装上船，负责压船看护的都是临时找的人，这些人难得能找到一条逃命的船，急急忙忙回家带上家眷和贵重物品上船一起逃生。

当时形势十分紧急，有的人在离开前只拿了一把折扇，有的人则慌慌张张地把桌子都背了出来，然而看到上船的人如此拥挤，只好把桌子扔在江边丢下了。

日军已经攻到南京城下，负责开船的英国商人担忧若开船必被日军轰炸，这些文物就一并炸毁了，因此要求杭立武与轮船一起走，否则不会开船。

杭立武没有犹豫，没有与家人告别，就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但逃难的难民实在太多，他无法通过船梯登上船，好在轮船上有绳索，英国司机用吊索把他吊上去了。

杭立武乘坐轮船到达了第一站武汉汉口，但南京随即就沦陷了，武汉也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得不将首都迁往内地重庆，这些宝贵的文物也先后被分批运往重庆看管。

如今因为内战，他又再次担负起护送文物的重担。

一波三折

杭立武开始着手打包运送文物时，已经是1948年12月了，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早已结束，而平津和淮海战役我军也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此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已经是人心惶惶，国军军官和家属们都在准备逃往台湾，船只非常紧缺，杭立武在将3000多箱文物打包好后，就去找国军海军司令桂永清帮忙运输。

1948年12月21日，桂永清正为运输文物的事情想办法，他没有大吨位的空船可用，最后找来一艘平底运输舰“中鼎号”，但却没能装上多少文物，最后满打满算，只装了300多箱。

“中鼎号”在朝台湾行驶的过程中，天下起大雨，海浪也给中鼎号带来不小的麻烦，在不断地颠簸中轮船的动力系统突发故障，轮船航速直接下降一半。

轮船虽然走得慢了，但杭立武却稍稍有些宽心了，他原本担心恶劣的海况会破坏这些珍贵的文物，但是现在船开得慢了，文物反而能少受损失。

经过4天的航行，中鼎号终于到了台湾基隆港。

文物安全到达台湾，让杭立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这批文物还得运送两次。

但东西是运到台湾了，往哪放呢？

杭立武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但蒋介石刚到台湾，其正忙于排除异己，确立自己的权威，顾不上管文物的事情，杭立武只能自己想办法。

杭立武在文物迁往台湾之前，就派人到台湾为这些文物寻找落脚之所。

负责寻找存放之地的人，是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

他们到台湾后，在杨梅找到了铁路局的仓库，但两人只考虑先有个地方，也没去实地考察能否放得下这么多文物。

结果等到文物被运到铁路局仓库时，才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容不下这么多珍贵的宝物，他们又要重新找地方，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仓库才行。

当时很多人认为应该到台中地区寻找，因为台中气候干燥，文物长久存放不会发霉损坏，就这样，众人开始在台中地区寻找可用的仓库。

后来，他们终于联系到了一个仓库，这个仓库非常大，而且没有被使用，但该仓库是一家糖厂的，芮逸夫等人经过与糖厂协商，决定先把文物放在这里。

糖厂仓库虽然够大，但并不符合存放文物的条件，也就只能暂时将文物放在这里，以后必须专门建立南京朝天宫那样的专用仓库才行。

第一批文物有了落脚之地后，接着第二次运输行动又开始了。

但战事太紧，这次桂永清连一艘空船都派不出来。

可这批文物必须运走，不能留在南京，因为这些文物的数量虽不如北京故宫那么多，但都是精品。

这批文物中不仅有宋元时期的上等瓷器，还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全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也在这批文物中。

除了以上稀世珍宝，这批文物中还包括独一无二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宋代高宗珍藏的奉华纸槌瓶等，可以说，要运往台湾的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文物，一件也丢失不得。

桂永清派不出船来，杭立武就说再等两天，结果等到1月6号，桂永清那边还是挤不出一条船来，杭立武只好自己去找船。

他自掏腰包找轮船招商局租到一条船，叫“海沪轮号”，但这艘船只能装载2000多箱，杭立武想能装多少就先装多少，剩下的下次再来运走。

1月9号，“海沪轮号”经过3天航行，顺利到达台湾基隆港，这批文物总算是到达台湾了。

1949年1月15日，我军已经解放了天津，北平已经被我军重重围困。

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管理部门召开会议，要求将剩余留在南京的数千箱文物尽快起运至台湾，这是最后一批要往台湾运送的文物。

杭立武这次又找到桂永清，可桂永清仍然帮不上忙，他便回头再去轮船招商局租船，但这一次招商局也没有空船租给他了，船只都被逃难的群众租去了。

当时这些剩下的文物还有2000多箱，在阴雨天里被油布盖着，一动不动地堆放在码头，杭立武担心若是被逃难的人群发现，就会引发人群哄抢，这批文物就毁在自己手里了。

这批文物再运不走，他只能在这里独自看守了。

无奈之下他再次去找桂永清，请求其务必空出一条船来。

桂永清好不容易调度出一条军舰“昆仑号”来帮忙，但这条军舰还有其他任务，在码头停留的时间非常有限，杭立武必须在短时间里将文物装上军舰，错过这个机会就只能拖下去了。

然而军舰到来的消息很快被逃难的人群知道了，尤其是那些准备逃往台湾的国军军人家属，他们闻讯而来，抢先登船，占了很多舱位，这意味着这批文物装上船后必定使得军舰超载。

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这些文物只能尽量全部装船，但当装了1244箱时，就已经超过了军舰的极限承载量，剩下的文物只好又重新运回朝天宫。

1月29号，“昆仑号”载着逃难的国军家属和这最后一批文物起航了。

超载状态的“昆仑号”这一趟走得十分曲折。

该船晃晃悠悠地驶出长江口后并没有朝台湾方向开去，而是朝解放区前进，但很快就被随船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了。

特务们很快追到驾驶室，负责指挥的舰长叫褚廉，他一直就有投诚解放军的计划，这次到南京运输文物，他是计划连同这些宝物一同送给我军当“见面礼”，以表投诚诚意。

见到这些特务，褚廉不慌不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些特务自己开向解放区的计划，还劝他们与他一起去，但特务们很顽固，直接将褚廉抓了起来，重新将军舰调整开往台湾方向。

昆仑号除了运送文物外，还有其他军事任务，因此其沿东南沿海行驶过程中是见港口就停，进行必要的补给和维修。

就这样磨磨蹭蹭，终于在2月22号才到达台湾基隆港，最后一批文物放入糖厂仓库后，杭立武终于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任务。

但糖厂仓库毕竟只是临时放置之所，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新的专用存放仓库来保护这些文物。

台湾故宫博物馆

杭立武就建设一个新的存放仓库的事向蒋介石申请建设费用，蒋介石专注于政治清洗运动，拖了一年多才将这笔钱拨给杭立武。

杭立武经过仔细考察，将台中平原与丘陵相接的一块平地作为建设新仓库的首选之地，这个地方属于雾峰乡北沟村。

仓库很快就建好了，所有存放在台中糖厂仓库的3000多件文物一箱不剩地搬迁到新仓库中，搬迁完成后，由于国军在1949年一直都忙于向台湾运送各种物资和人员，因此就把这些文物一直存放在这个小村庄。

但谁能想到，国民党将这些文物往这儿一放就是15年，在这15年里愣是没想起这批宝藏来。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台湾政局稳定下来后，当局才想起来还有一批文物一直存放于此地。

15年没有精心照顾，这批文物必定会出现损坏，负责文物管理的有关部门赶紧着手检查这批文物。

1963年3月22日这一天，北沟村仓库热闹非凡，村民们都来观看这批宝物重见天日。

文物工作人员打开库房之后，发现仓库早已出现漏水，部分文物已出现发霉变质现象。

这个仓库已经不能用了，台文物鉴定专家决定向蒋介石提出筹建一所正式的博物馆来开展文物管理、经营和展览活动。

这一次蒋介石痛快地就批准了这一请求，为表示其对故宫文物的保护精神，特将此博物馆命名为中山博物馆，许可文件和专项建设经费很快就划拨了下来。

1964年3月，在现在的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地区，台北故宫博物馆开始破土动工。

台北故宫博物馆采用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手法，故宫正院呈梅花形布局，主体建筑分四层，整体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中华宫殿式艺术气息，代表着台湾与华夏文化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传承关系。

该博物馆占地面积达到16公顷，大约是北京故宫的四到五分之一，1965年11月12日博物馆正式完工，存放在北沟村仓库的3000多箱文物也开始搬迁工作。

由于长年无人照看，这3000多箱珍贵文物保存完好的已经低于3000箱，这是国民党在保护中华文化瑰宝方面的失误。

台北故宫博物馆建成后，25万件大大小小的文物被储藏在其中，用于研究和展览，该博物馆与大陆的北京故宫博物馆，南京故宫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博物馆并称为中国四大故宫博物馆。

博物馆中的文物虽然不如北京故宫多，但其中大多都是精品，其藏品来自北京故宫、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国子监和颐和园等地，有很多都是古代皇室私藏物品。

按类别划分主要包括各朝代的青铜器、玉器、瓷器、古籍善本、名画碑帖等，都是稀世珍宝，展览馆凭借藏品的贵重价值经常与大陆的馆藏品进行比拼。

台北中山博物馆每三个月就会将所展览之物更新一次，到2014年，台北故宫先后收集到的藏品已经远超当初的25万件，而是剧增到近70万件，可谓是集中了中华文化中的精品。

台北故宫博物馆还向世界列出了其十大镇馆之宝，这十大珍宝不一一列举，只简介其中的前五大珍宝。

西周毛公鼎，其出土于陕西，在抗日期间险些被日军夺取，经多人秘密转运才回落国民政府之手。

西周散氏盘，陕西凤翔出土，其盘内刻有375字的铭文，曾藏于乾隆内府。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纪念自己被安禄山叛军所杀的侄儿所作，行文凝重峻涩，深含悲愤之情，十分珍贵。

苏轼的《黄州寒冷食帖》，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

五代时期赵干的《江行初雪图》，乾隆及嘉庆都在此图上盖有自己的帝王印章。

后五大珍宝的名字分别是两图两瓷一玉，《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天青无纹水仙盆，莲花氏碗、翡翠白菜。

这些无价之宝之中凝聚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皇冠上的璀璨明珠，即使到了台湾，依然吸引着全世界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观看欣赏。

如今，台湾故宫博物馆还藏有数不清的我国文化瑰宝，由于内战因素及美国从中作梗，大陆与台湾的很多文物也处于分离状态，但随着我国对台湾的收复越来越近，这些远离大陆的珍贵文物在台湾统一后，也将重返大陆各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