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时代，王公大臣平民百姓对于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否则就要按照大不敬治罪。避讳虽然能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道理很简单，因为清代以前，皇帝的名字都是一些经常用到的字，所以在书写使用的过程中就必须要用其他的字来代替，如果是一两个字倒也无妨，可是皇帝多了，所避讳的字也多了。

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文化的熏陶下，沿袭明代之制，也要避皇帝的讳。不过清统治者鉴于历代的教训，在取名的时候另辟蹊径，采用的都是一些不常用的字，因此麻烦相对也较少。

清代皇帝避讳之制始于康熙朝，也就是说康熙之前的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的名字是不需要避讳的。此外，自咸丰以后，避讳也发生一些变化，规定皇帝的第一个字不需要避讳，只避第二个字。因此总体来看，清代皇帝的避讳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清初三帝不避讳

清初三帝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如果看过清代原始史料的读者，会发现凡是这三个皇帝的名字，都是不需要避讳的，可以单独书写，即便是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遇到这些字也无需缺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官方编撰的史料中，一旦提到这三个皇帝的名字，则需要遮盖，即在名字上贴上一个黄签，以表示避讳，但并不改字。

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作为大清的奠基人，为何他们的名字就不需要避讳呢？这也是有原因。

关外时期，满洲文化还比较落后，统治阶层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深。他们在取名的时候也不会取汉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名字都是满语音译。

说起关外时期取名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努尔哈赤翻译成汉文就是“野猪皮”的意思；贝勒杜度名字的意思是“斑雀”；亲王博洛的名字是“凉帽”；萨哈廉名字的意思是“皮肤黝黑”等等。

可以看出，满人取名不像汉人那样有辈分排行的讲究，尤其是关外时期都是以动物、属相、数字、体型特征、物品、吉祥寓意等命名。

正是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位皇帝的名字都是满文汉译，所以就不需要避讳。

康熙至道光时期避讳最严

康熙皇帝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也正是从他开始，皇子的命名也采用汉文。不仅如此，康熙帝也沿袭明代的做法，开始推行避讳制度，规定“玄烨”两个字一律要回避。

康熙帝制定避讳制度以后，很多人由于没有及时适应，还经常发现有人在书写皇帝名讳时没有缺笔，比如科举考试中，就有不少士子没有缺笔而名落孙山。甚至有人因不避名讳而被满门抄斩。因为按照《大清律》，不避皇帝名讳属于十恶不赦中的“大不敬”，这个罪名是很重的。

避讳制度的层面很广，不仅仅是臣民在日常书写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就是有些已经命名的地名、建筑等也要避讳，比如紫禁城北门原先叫玄武门，由于要避康熙帝名讳，所以改为神武门。

好在顺治帝在给皇子取名的时候没有按照辈分来，康熙帝的兄弟中没有一个人有“玄”或“烨”的，因此也就不需要避讳。

然而从康熙皇帝开始，皇子的命名开始有了辈分，比如雍正这一代为“胤”字辈，乾隆这一代为“弘”字辈，嘉庆这一代为“永”字辈等等。

雍正继位后他的兄弟们为了避讳，将“胤”字改为“允”字（怡亲王例外）。但到了乾隆皇帝继位后，他认为自己几个兄弟的名字都是祖父康熙起的，而乾隆一生最崇拜的就是祖父康熙，为了表示对康熙的尊重，他决定兄弟们的名字不予改动。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臣民们在书写“弘”字时需要缺笔，因此凡是提到乾隆兄弟的时候，照例也要缺笔。嘉庆帝正是鉴于这个原因，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将原先的“永琰”改为“颙琰”，而他的兄弟们则不需要改名。

应该说，嘉庆帝的这个做法比较明智，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比较生僻的汉字，平时使用时用到的机会不多，这样就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道光皇帝也是如此，他将皇子时使用的名字“绵宁”改为“旻宁”，同时北京城的广宁门因避道光帝之讳改为广安门。

咸丰以后皇帝以及兄弟皆不改名

咸丰皇帝继位后，规定无论是自己还是他的兄弟，都不需要改名而是继续保留原有的名字。这是因为道光之后，皇脉衰微，人丁不盛。尤其是到了同治驾崩后，清宫再无正统皇子，因此避讳也就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咸丰皇帝还下旨凡是全国所有地名中有“咸丰”二字的也都不需要改名，巧合的是当时湖北省就有一个县叫咸丰县，咸丰县是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时新设的县名。

要是按照以前的制度，咸丰县肯定是要改名的，但咸丰帝下旨无需更动。不过，在书写皇帝的名字时，还是要讲究避讳的。只不过这一时期避讳不再那么严格，规定只要避第二个字即可，比如咸丰避“詝”字，同治避“淳”字等。

尽管自康熙以后皇子都以汉人的方式命名，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就完全摒弃了满人的习俗。他们的命名是禁止使用三个字，因为一旦用三个字命名，就与汉人无异了。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使得清代皇室亦满亦汉的命名制度得以长期保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