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姓李，便将自己祖先追溯到老子李耳这里，所以唐朝的国教是道教。但是，唐高祖李渊下诏，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儒教、道教和佛教取得了相同的地位。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国教更不该出现三个。这种宗教政策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武则天利用佛教搞了一出“弥勒降世”，建立武周皇朝，将李唐皇朝在鼎盛时灭亡了一次。

但是，后世唐朝皇帝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哪怕在藩镇割据时也是一样，甚至因此转移了镇压藩镇势力的注意力。唐宪宗时对藩镇取得压倒性优势，觉得平安无事了，紧接着就搞出“迎佛骨”事件（很讽刺，唐宪宗第二年就死了），当时王公大臣、平民百姓大把撒钱，有人更是倾家荡产，甚至大文豪韩愈因反对此事险些丧命，而藩镇势力趁此获得喘息之机，更在唐宪宗死后开始嚣张起来。这就是唐武宗灭佛的大背景。

唐武宗是个纯正的道教信徒，对佛教一直看不顺眼，认为佛教像蛀虫一样在吸唐朝的血，同时唐武宗一直亲近道士赵归真，平时也吃赵归真炼的丹药，这也是唐武宗早死的原因。唐武宗自继位后，任用名相李德裕为宰相，对内解除了大宦官仇士良的威胁，对外镇压了昭义节度使的叛乱，重振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此时的唐武宗也有机会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唐朝了。

在会昌五年七月，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的支持下，根据祠部（礼部下属）的数据，下令对佛教进行整顿，并做了详细的安排，要求：先拆毁山野的兰若和招提（私建的寺庙），上都和东都两街各留两个寺庙，每个寺庙只留30个和尚；各节度使官署所在地只留一个寺庙，并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留20个、10个和5个和尚；其他的和尚、尼姑、大秦穆护（祆教传教士）和袄僧全部还俗；寺庙财货、田产全部充公，寺庙的建材全部用来修葺官府及驿站，铜像和钟磬拿去铸钱，金像和银像销毁充公，铁像销毁制成农具。

同年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向天下说明佛教的弊端，不久又下诏，东都的和尚只留20人，各地留20人的改成留10人，留10人的改成留7人，原留5人的就不留了。至此，唐朝挟战胜之威，快速、强力地将灭佛措施推行下去，取得了极大的成果，根据唐武宗诏书所载：共摧毁寺庙共4600多所，招提和兰若共4万多所；还俗的和尚、尼姑共26.05万人，收取奴婢共15万人，这41万人都成为纳税户口；收回良田数千万顷。

当时的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纳逃亡的五台僧，宰相李德裕告诉张仲武的使者，说“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于是，张仲武立即拿出两把刀，让人交给居庸关守将，命令只要入境的游僧都要被斩首。可见，唐武宗灭佛时执行力度之果决。

不过很可惜的是，唐武宗在灭佛的第二年三月就病死了，而灭佛措施也在唐宣宗即位之初废除了，因此被信佛之人说是报应，不过就是比较扯了，唐宪宗那么礼佛第二年也死了。尽管唐武宗灭佛时间短暂，但成果却十分的显著：唐朝中央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金、银、铜，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因战争产生的财政压力，又增加了41万纳税人口，扩大了财源。这种收获为唐宣宗实现“大中之治”打下了经济基础，因为唐宣宗推崇佛教，而在不加大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一个没钱的政府是没法让唐宣宗施展其才智的。

唐武宗不愧唐朝的官方评价—“抚育黎元，冀成理道”，虽为道教信徒却没有让道教得利，得利的只有唐朝政府，增强了唐朝的整体实力，因此唐武宗灭佛之举无异于为大唐续命了。唐武宗此次灭佛的背后有道教的影子，儒家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时严厉打击了袄教，可以说既是中国本土宗教对外来宗教的反击，也是中国世俗政府对佛教等外来宗教的驯服，将宗教纳入世俗社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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