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指出，组成东晋政权统治核心的是河南诸州的侨姓高门和三吴地区的吴姓高门。从司马睿渡江到王与马共天下，南北士族围绕拥立琅琊王、立国东晋的努力，必然有一个长期的整合过程。

司马睿征讨江州刺史华轶之役，以华轶被迅速平定、司马睿取得江州而结束。魏斌指出：“讨平华轶，是建康政权得以立足的基本。”华轶之乱的重大意义，于东晋立国来讲，是司马睿借机获得了南北士族的支持，将南北士族整合在共同的旗帜之下。

一、江南士族的政治转向及其动因、效用

司马睿成功地以华轶之乱为契机，整合了南北士族的支持。永嘉元年司马睿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初至建业时，名望和实力均尚浅，“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此时的司马睿急需获得江南士族的支持。而此时顾荣、纪瞻等江南士族出于向晋朝表示忠诚的考虑，对琅琊王一度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有学者更是直接指出：“司马睿初到江东时，对南方世家大族大都持观望、不合作态度，甚至策划武装反抗。”除了南方大族的观望和怀疑态度外，建康周围的江州刺史华轶、扬州都督周馥与司马睿隔江对峙，司马睿面临的敌对形势异常严峻。

后司马睿虽在王导兄弟的支持下，经营江东，同时也注意拉拢江南士族，如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以纪瞻为军谘祭酒等，但同时其辖境周边还有忠于西晋的扬州都督周體、江州刺史华轶、豫州刺史裴宪等存在，在此情况下，江南士族是否对司马睿真心归附？江南士族的政治转向，直接关系到司马睿经营江东的努力是否成功。

永嘉五年的华轶之乱，则为司马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契机。如果说之前江南士族对司马睿的拉拢举棋不定的话，那么江州刺史华铁之乱则使他们感到了最现实的威胁。华轶忠于西晋，匡扶王室；而司马睿意图独霸江东自立。沿司马睿所在的扬州江南诸郡，自北而南，相邻州郡依次为扬州江北诸郡、豫州、江州等州镇，均与扬州相邻、且在军事防线上对扬州呈合围态势。

早前在陈敏意图割据江东自立而发动的叛乱中，江东大族便是有“历史污点”的。江东大族与陈敏曾经历了一个合作的过程，后来才由于形势的变化转而放弃割据之念。如若此次华轶与司马睿的冲突中，忠于西晋的华软取胜，则先后与陈敏、司马睿站在同一阵营的诸多江南士族之政治命运，或将重新书写。

西晋灭吴后，对作为“亡国之余”的江南士族极端歧视、打压：首先，西晋对江东本土在军事上多加防范，置江东人士于对立状态；其次，吴亡后，江东大族子弟仕途受阻，不少人丧失了仕进的机会；再次，江东人士即便入仕，也屡受北人轻辱。从而出现了：“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南土之士未尽才用”、“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的状况，吴地旧门士族自然受到压制，大部分人的仕进道路一度中断。

但由于在东吴长期的经营，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潜在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故能够“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面对“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从而反抗西晋王朝中央统治的局面，秉承西晋王朝的一贯政策，西晋之地方长官如周馥、华轶等人对待江南士族，应是充满敌意和戒备态度的，江南士族最为担心的是背负“逆贼”之名而受到四周晋军的攻击。在当时多方势力错综复杂的险恶局势中，江南士族无论出于何种选择，自保因素必然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和第一出发点。

周一良指出：“晋元渡江立国，中原仕族十九随之俱南，托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此王导所以政从宽简，以悦吴人为务，虽非心愿，亦不得不援‘南土之秀’于庙堂，共执国政，以消弭异同。”

的确，从东晋的立国渊源来看，司马睿阵营笼络江南士族的举措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但除了司马睿阵营单方面笼络江南士族外，还需要江南士族做出符合切身利益的政治转向。对于江南士族来说，相对于忠于西晋的江州刺史华轶阵营，他们在独霸江东自立、急需江南士族支持的司马睿阵营中，甚至在以后的东晋王朝里更能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川胜义雄指出：“司马睿毫无兵力，江南豪族们长期观察，发现司马睿并无对周龍妥协之意，相反对江南的诸豪族怀抱好意，于是他们决心拥戴司马睿，以此维持江南的秩序安定。”的确，与素来严加戒备江南士族的周馥不同，司马睿显示出与周馥政策截然不同的举措，而且司马睿与周馥敌对，如果江南士族投向司马睿，这样就排除了司马睿和周馥联合惩戒江南士族的可能。

同时，江南士族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江州刺史华轶显然与他们目标不合。前述陶侃在华轶阵营与司马睿阵营中选择了司马睿一方，有学者指出此举表明：“陶侃抛弃了那条西晋王朝将沉没的破船，跳上琅琊王开拓帝业的战舰。”

在江南士族选择了司马睿阵营后，司马睿成为江南士族利益的代表者，此时江州刺史华轶与司马睿的冲突，不仅仅是华轶与司马睿一个人的冲突，而是华轶与司马睿背后的江南士族、南渡侨族之间的冲突。

华软显然没有获得大部分江南士族的支持，因为在华软与司马睿的交战中，华轶下属豫章太守周广的倒戈一击成为华轶败亡的关键：“（卫展）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轶，轶众溃。”“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轶众溃，访执轶，斩之，遂平江州。

周广疑为义兴豪族周氏，周广的内应，司马睿对其收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代表西晋传统政策的华轶对义兴周氏等江南豪族的敌视态度，两相权衡之下，作为江南士族的周广自然投向了获得广大江南士族支持的司马睿阵营。

此役，司马睿迅速取胜，整合了南北士族的支持，使得南北士族开始站到拥护司马睿经营江东的战略中来。南北士族在同一旗帜下，共同拥戴司马睿。在司马睿阵营及之后的东晋政权中，江南士族和南渡侨族，成为东晋王朝的主要支持者。

二、司马睿维护南北士族利益并扩大在江南的经营

司马睿藉此整合南北士族的努力，还在于通过华轶之乱，既维护了南北士族既得利益，又巩固并扩大了司马睿在江南的经营。首先，华轶之乱平定后，南北士族除了立功封侯外，还纷纷在州、镇、郡县任要职。平乱的主要将领有王敦、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加之作为内应的周广、卫展等人：“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兵败”、“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之”、“江州刺史华轶不从，梗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擒之”。

在华轶之乱平定后，甘卓、周访、陶侃等人分据要地：“睿以甘卓为湘州刺史，周访为寻阳太守，又以扬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屡立战功的赵诱“累功赐爵平阿县侯，代陶侃为武昌太守”，决策者王导则“永嘉末，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拜宁远将军，寻加振威将军”，卫展短暂地任江州刺史，随后王敦继任为江州刺史，并以征讨都督之职驻豫章节度诸军。因此，通过对一些士族任命不同的官职，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王仲荦指出：“司马睿除了已取得北来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过王导的拉拢，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又获得江东世家大族的拥护，东晋王朝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了。”的确，司马睿获得北来世家大族和江东士族的联合拥护，这是东晋立国的前提，而南北士族之所以能够聚合在司马睿的号召之下，单凭王导一己之力的拉拢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

华轶之乱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得江南士族、南渡侨族在面临江州的威胁、西晋传统政策的压制、东晋的优待吴人等诸多因素，加之自身利益、社会地位、周遭局势等的影响，做出了及时的政治转向，由之前的观望和举棋不定而转变为坚决投向司马睿阵营，江南士族的政治转向又反过来加速了司马睿的成功和华轶的败亡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华轶与司马睿的冲突，实乃江扬之争的前传，司马睿在讨灭不从教命的华轶、取得江州后，消除了江州对扬州的直接现实威胁，暂时巩固了建康的安全。同时消灭了政治上的反对者，显示了作为盟主的权威，扩大了影响力。

其后，司马睿藉此声势，以征讨都督王敦、湘州刺史甘卓、武昌太守陶侃等为主力，控制长江流域中游地区，以江州为西进基地，向西逐步扩大控制区域。“陶侃进克长沙，湘州悉平”，“杜弘降王敦，广州遂平”，先后平定了流民杜锼、杜曾起义。

“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进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在攻灭了主要对手江州刺史华轶后，司马睿最终将荆州、湘州、广州等纳入了己方阵营控制之下，进而确立了自己在江南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已据西晋半壁江山，经营江东之目标己初见轮廓。

总结

藉此华轶之乱，司马睿以东南盟主之声威，成功地将南北士族整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司马睿遂成为南北士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双方处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状态。在面临江州刺史华轶的现实威胁时，南渡侨族和江南士族一起，进行了政治转向，拥戴司马睿，进而巩固并扩大了司马睿在江南的统治。

以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为开端，在江南士族的参与下，司马睿初步奠定了东晋立国的根基。江南士族在华轶之乱中的政治转向，华轶之乱与东晋立国的关联，司马睿整合南北士族的时代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