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小时候背的朝代歌中，有一句“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

然而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历史分期到底是什么，一直有争论，通常史学家会以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假如告诉大家，越王勾践灭亡是发生在公元前473年，大家可能会震惊的发现，难道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争霸是发生在战国时期？

就这个问题，纵横跟大家探讨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期问题，春秋和战国到底应该怎样划分！

公元前475年划分春秋和战国，为何最具权威性？

即使把吴越争霸的时间点放到了战国时期，那也无法否定这个说法的权威，所谓权威，就是一个权威的人物提出这个观点，一大堆权威的人物推崇，这就是权威。

将公元前475年划分为春秋战国分界线，最早来源于《史记·六国年表序》，史学界第一个权威司马迁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这种划分方法以当时天下共主周天子（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作为分期依据，较为正统，不管是春秋也好，还是战国也罢，都是东周时期，由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确立的时间，自然就是权威。

由于出自史学权威《史记》，由司马迁背书，得到史学界大佬的一致推崇，这个分界点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当然，虽然周天子在东周的时候依然是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已经就是一个摆设，不然为何又要细分春秋和战国？

春秋和战国本身就是周天子地位的下降的产物，正是因为周天子权威的下降才引发春秋时期的争霸战，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不止是现在人对东周的那些天下共主没有印象，即使是在春秋时期的那些霸主，谁还管周天子的死活。

可以说，司马迁那种拿过气周天子的即位年限来当作时代划分，在后世有所争议也是正常的。

为何会有公元前481年、468年为春秋战国分界线的说法

吕思勉在《先秦史》、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都认为应该以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

吕思勉和钱穆都是当代著名史学大师，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用这个划分方法。

按照推本溯源的思想，“春秋”这个词就是出自《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的事情，因为古代历法是先有春秋，后分冬夏，毕竟那时是农耕社会，春秋要干的事情远远要比冬夏多得多，后来人们就把鲁国的这段国史叫作“春秋”。

《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四年的事情，鲁哀公十四年就是公元前481年，通过春秋称谓的由来，来作为春秋时代的终结，再好不过，与此对应的是，战国这个称谓出自《战国策》，与春秋称谓出自鲁国国史这种线索来看，应该更合情合理。

但是春秋除了《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后来又有一个为他俩做注解的史书，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左传》，与前两部合称“春秋三传”。

当然，就后世影响力来说，《左传》因为注重讲史，相比春秋而言，是自成体系，所以影响力更大。由于《左传》比《春秋》多出13年的历史，绝笔是在鲁哀公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68年。

公元前468年除了是《左传》绝笔那一年，也是鲁哀公挂的那一年，更巧合的是，它还是周定贞王元年，这个时间节点，那是相当到位了，无懈可击！

吴越争霸到底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

在上面两段中，分别以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68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如果我们知道越国歼灭吴国是在公元前473年，则前面两种分法都将吴越争霸放到了战国时期。

公元前468年虽然能够将吴越争霸放到春秋末期，然而勾践仅仅五年的霸主，是不是对勾践有点不够尊重，难不成越国大部分的霸主地位是在战国时期？

为何我在前文说，即使将吴越争霸放到战国时期，也无法撼动公元前475年的这种划分方法呢？

除了权威之外，实际上也涉及到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关于春秋五霸历来说法颇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来源于《史记索隐》中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

也就是根据史记体系的史学架构来看，压根就没有将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放到春秋五霸中来，自然也就不会管你到底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

事实上，很多史学家还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来否定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被评为春秋五霸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勾践灭吴本身就带有兼并的性质，属于战国兼并，然后借此反证《史记索隐》五霸版本的合理性。

对春秋五霸理解不同，自然衍生不同的版本，将吴越放到春秋五霸中的版本出现在《荀子·王霸》中，荀子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索隐》中的五霸版本真的靠谱吗？你了解宋襄公和秦穆公吗？

尽管《史记索隐》中的那个五霸版本早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掘，我们越来越偏向于荀子的五霸版本。

在所有的春秋五霸版本中，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没有争议的霸主，而在主流版本中，楚庄王也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就是秦穆公和宋襄公，以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宋襄公，宋国本来就是小国，实力不行，而在对外军事也没有多少成绩，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想要图霸，结果在会盟的时候被楚国给捉了，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后来在泓水之战的时候，又被楚国打败，可以说，宋襄公争霸就是不自量力的行为。

很多人认为应当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考量宋襄公的仁义作为，正是因为仁义，所以才被称为霸主，实际这是扯淡，在《左传》中就记载了子鱼对宋襄公的批评，可见，即使是在春秋时期，宋襄公的行为也是一个笑话。

既然宋襄公能够被评为霸主，秦穆公向西方拓展，被周襄王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自然也是霸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史记索隐》中评定霸主带有明显的复古式狭义色彩，“尊王攘夷”这种政治口号估计也会被当作重要参考。

实际上秦穆公在晋文公去世后，想要东进，结果两次被晋军击败，全军覆没，此生再也不敢东进，这样的秦穆公也敢称霸主？

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是否有资格被评为春秋五霸？

我倒是认为，春秋五霸不是代表某个人，而是一个人代表这个国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在时间上也是有跨度的，是相互取代的关系。

齐桓公无疑是第一个称霸的，但是齐桓公晚年就已经昏庸无道，使得齐国逐渐衰落。

晋文公在公元前636年即位，在位期间，任用贤臣，励精图治，使得晋国国力大增，成为继齐桓公后的第二任霸主，此后晋国持续称霸百年之久，因此有版本认为春秋五霸，四霸出于晋，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发展经济，充实国力，楚国崛起与晋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击败晋国，后来问鼎中原，实现称霸。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任用伍子胥为相，孙武为将军，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在公元前506年攻占楚国都城郢都，取得霸主地位。

正当阖闾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却在与越国的战争中，阴沟里翻船，受重伤而死，此后夫差击败越国，俘虏勾践。

但是勾践通过卧薪尝胆，取得夫差的信任，被放回国，在夫差北上争霸期间，公元前473年勾践对吴国发动袭击，姑苏被勾践攻破，夫差兵败自杀而亡。随后勾践乘势北进，与当时诸侯在徐州会盟，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从时间节点来说，荀子的版本颇有“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架势。

用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应该最合理

吴越是否为春秋五霸之一应该还是存在巨大争议的，但是只要有争议，稳妥起见，就应该将吴越争霸放到春秋时期。

关于这种争议，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司马光认为战国的开端应该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因为在这一年，周王室承认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事实。

以这个时间作为节点，越国的霸业已经衰落，赵魏韩三国的地位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田氏都已经实际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作为战国时期最大的标志，战国七雄的雏形已经确立。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魏文侯发动变法，使得魏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的强国。

春秋和战国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形态的变革，春秋末期，铁犁牛耕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政策土崩瓦解。

而战国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迅速提高的生产力有效的支撑起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比如在军制上，春秋时期各国普遍采取征发制，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征集部队，而战国时期则采用义务征兵制，只要是适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

当然，此种说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毕竟公元前403年，赵魏韩的政治地位早就已经形成，周天子形式上的追加承认，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些史学家认为应该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的时候开始，也不是没有理由，毕竟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几十年的一个过程。

史论纵横说：

从春秋到战国，是一个模糊的过渡，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如果以某一事件为具体标志，可能并不能彻底划分，而是人为的根据某一事件节点来划分的，大体上来说，从三家分晋来作为划分点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