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春秋之秦穆公篇（15）

主笔：闲乐生

公元前628年十二月初九日，晋文公去世，晋文公之子晋襄公即位，第二日，也就是十二月初十，晋国君臣准备把棺材送往曲沃宗庙停放。然而，离开绛城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晋文公的棺材里突然传出了类似牛叫的奇怪声响，群臣大骇，太卜郭偃连忙屈指一算，然后让大家对文公的棺柩进行跪拜，并说：“君命大事：将要有西边的军队过境，击之，必大捷焉。”原来，当时秦军正密谋穿越晋境，去偷袭晋国的盟国郑国。晋文公的亡灵指示晋军可以击之，击之必大胜。

这个神秘事件一直被后人争论不休，且不说太卜的卜辞为何会如此准确，单说这文公的棺材中为何会突然发出牛叫的声音，这太诡异了，难道真的是文公显灵，或者说，难道文公其实还没去世就被大家给活埋了，莫非里面有什么天大的阴谋？如果真有人阴谋害死了文公，那主谋又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找不到答案的，也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线索，所有的一切，只能凭空猜测。反正也没啥事儿干，不如我们就来猜一猜。

第一种可能：晋襄公其实是个大阴谋家，他联合某些大臣以某种方式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晋文公，或许文公没有死透而是假死，结果在出葬过程中又突然醒转了，于是在棺材里面挣扎呼救起来，太卜郭偃为了掩盖这个事情，就将晋国情报部门在秦国事先探知的情报借文公显灵说了出来，一来为晋国之后对秦开战寻找借口，二来借此蒙混过关，尽快打消大家的疑虑。甚至也许之后先轸的死也与其有关。

国人喜爱阴谋论，所以热衷此等可能性者非常多。特别是根据《左传》，晋文公卒于己卯日（十二月初九），却殡于庚辰日（十二月初十），这显然不合周礼，根据《礼记 丧大记》

“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殡，授大夫世妇杖……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士之丧：二日而殡。”

诸侯去世，要停灵五天，大夫三天，士两天。那平民百姓停几天？肯定要比士少，具体几天，孔老先生不爱搭理你，礼不下庶人嘛。反正无论如何，晋文公第二天就出殡是不合常理的。这么急着入敛，肯定藏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换而言之，晋文公极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然而，这种让国人非常兴奋的阴谋论，一旦细究，却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晋襄公与大臣们没有什么杀人动机，晋文公已经70岁，算是很老了，等也不用等多久，没必要冒大风险弑君。

其次，晋国乃六卿执政，派系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大家没可能合起伙来杀掉国君，只要有一方不同意，这事儿就干不成，就算干成也是腥风血雨，不可能在史书中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但是，晋文公刚死，第二天就要抬到曲沃祖庙去，为啥这么急呢？这又如何解释。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左传正义》：案经文以已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将殡者，以曲沃路远，故早行耳。

晋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晋国的祖庙曲沃距离晋都绛城足足有六七十里地，一路抬棺过去得四五天脚程，不早点出发能行吗？

另外，抬到曲沃就埋了吗？没有。据《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

事实上，重耳在曲沃祖庙停灵了三个多月，要到第二年的四月，打赢了秦国，才安葬文公。如果晋文公没死，可以在棺材里闹腾很久，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说晋文公被活埋了的，要么没认真读书，要么就是沉迷阴谋论不可自拔。

所以，大概是第二种可能更可信些。

第二种可能，也许晋文公死前就知道秦穆公野心勃勃，蠢蠢欲动，欲染指中原，而自己就快死了，自己儿子晋襄公又执政经验不足，恐怕会坏事儿。所以才在死前与太卜郭偃商量搞了这么一出，来让晋国好名正言顺的跟秦国开战。毕竟，晋文公当年是在秦国的扶持下才即位为君的，且晋与秦已联姻盟好近三十年，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女，晋文公的夫人则是秦女，两家打断骨头连着筋，晋国若突然翻脸打秦军，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不整两出神奇戏码，如何向国内国外交代？

不管是哪种可能，总之，秦军千里行军，想要偷袭中原郑国的这些举动早就被晋国的情报部门探知了，而晋国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其实只是在犹豫。直到秦国偷袭郑国不成，却还顺手灭掉了晋国的附属国滑国，然后大摇大摆的再次穿越晋境回秦。晋国人终于坐不住了。

然而，兹事体大，即便有晋文公的亡灵做出最高指示，晋国群臣仍然分成了两派，对是否出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派是下军将栾枝为首的主和派，他们认为秦国对晋国有恩，不能贸然出兵破坏两国的邦交，这会让晋国处在与楚秦双向作战的窘境；而另外一派则是以中军将先轸为首的主战派，他们认为秦军劳师远征，这是上天赐给晋国的大好机会，违背天意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至于栾枝等人提出的秦国之恩，这就更无须介意了，晋国新丧，秦国非但没有前来吊问，反未经借道就行师边境，攻打晋的同姓国家，这是先对晋国无礼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不把麻烦留给子孙后代，这才是对先君最大的忠啊。

争论的最后结果，是主战派胜利了。毕竟在当时，以中军将先轸与上军将先且居父子为首的先氏一族，已实际掌握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年轻的晋襄公刚刚继位，必须借助先氏家族的力量才能坐稳位子。何况先君的在天之灵都特意下凡指示，如此神奇，岂可不听？

于是，晋襄公宣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我必报之！”然后调遣居于晋南境的姜戎军队共同出兵，准备在险要的崤函谷道上设伏偷袭，围歼秦军。姜戎本是居住在秦地瓜州（今陕西秦岭北约宝鸡至陇县一带）的一支戎族，大概二十年前晋惠公时期被秦人驱逐东迁到了晋地，晋惠公将他们安置在了晋国南部。这次调遣姜戎共同出战，一是因为他们与秦有世仇，二是因为姜戎曾长期居住在陇山一带，拥有极其强悍的山地作战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歼灭秦军的概率。

另外，为了不违反居丧之礼，晋襄公将黑色的盔甲制成了丧服样式，并以梁弘为御者，莱驹为车右，亲征崤山前线。而从此以后，与别国的素白丧服不同，晋国的丧服都是黑色了——这件事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山西有些地方仍有此民俗。

公元前627年四月十三日，满载着滑国辎重一路欢歌的秦军又回到了来时经过的那个险要无比的崤山地界。如前所述，崤山乃秦岭东段的支脉，它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也是陕西至中原的一道天然屏障，《括地志》云：“其山幽深可荫，有回溪阪，行者畏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云：“翼岸巍峰插天，约谷深委。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由此可见，崤山谷道幽深狭长，车马不能并行，端的是个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好去处。更糟糕的是，比起前次通过，秦军又带了很多累赘（从滑国抢来的奴隶与物资），通行更加困难。于是，先轸的晋军如期而至，一场大屠杀，三万秦军全军覆没，只有孟明视等三位主帅在士兵的拼死保护下逃过一劫，但仍被晋军俘虏了。

崤之战是春秋时最著名的伏击歼灭战，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大型伏击歼灭战战例，而在此前后，春秋的战争形态大多是双方集中主力堂堂正正正面对决，只求一决胜负，并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在战场上，双方也都注重展示贵族风度。或许，秦国在战国时代酷爱屠杀，也与它当年第一个遭此大难有关。

总之，崤之战是一场改变了历史转向的战争，先秦时期伏击战中能与它媲美的，恐怕也只有三百年后孙膑击杀庞涓的马陵之战了。它对春秋时期军队装备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军事思想和战斗形式的发展变化，都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秦国，其战术战法都受其影响巨大。

我们发现，在崤之战后的所有战役中，秦军就也再没有劳师远袭过，而是稳扎稳打，苦练攻城技术。其实在春秋时代，各诸侯一般只野战，很少攻城，一是攻城器械尚不发达，二是久攻不下，会误了本国农业生产，总之是很不划算。所以《孙子兵法》才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是秦国却因为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苦练攻坚，并当成基本战法，开始慢慢蚕食晋国的边境，所以到了以争夺城池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攻城战术已经远远走到了六国的前面。到了这个时候，天下间就再也没有秦国的对手了，秦国因此得以蚕食三晋，并吞六国，一统天下。

没想到吧，秦国的东出之路被晋国所阻，这种先天劣势，最后却演变成了一种最大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勤能补拙了。

反观晋国，他们虽然在此次战役中取得了一时的大胜，却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晋文公时，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实力，确保霸主地位。但崤之战晋襄公与先轸却将秦国这个好盟友推向敌方，促成了秦楚联合，而将晋国置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自此之后八十余年，晋在南向与楚作战，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纠缠，连年战火，仇怨难解，结果导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便乘虚进行侵扰，于是就形成了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

其实在当时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晋、秦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不得不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晋国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一时之利而惹恼秦国这个难缠的对手。因而，站在晋国的立场上，从战役上说，崤之战是晋国君臣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从战略上说，则是晋国君臣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这次失误在数十年后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晋国由文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霸权最终被雄才大略的楚庄王给夺走了。当然，晋国毕竟底蕴雄厚，楚庄王死后不久，春秋霸业又复归于晋，但再也不复从前辉煌，常常受到楚国挑战，所以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南北两强对峙的态势，直到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并立的时代来临。

当然，秦晋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拥有太多的利益纠纷，想要建立政治互信太难，今日不爆，总有一日要引爆危机。所谓秦晋之好，基础就从未牢固过，这次彻底崩裂，其实也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