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蓄谋发动的政变，他也因此背上篡位的罪名。

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不是李世民，也不是李建成，而是李渊。

建国之初，李渊立李建成为帝

从晋阳起兵到建国称帝，史料大多将功劳归于李世民，但李渊才是大唐的开国皇帝和奠基者，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天可汗”，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贞观之治”。

所以说，李渊是个厉害人物，至少是一个合格的开国帝王。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渊建国称帝的过程中，他最信赖的当然是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哥仨个个都是好汉，鞍前马后，四处征战，为李渊称帝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李渊不是皇帝，有三个优秀的儿子，当然是好事一桩。

但李渊偏偏做了皇帝，三个优秀的儿子，就成了让人头疼的事。

因为将来继承皇位的是儿子，而皇位只有一个，儿子却有三个，公开竞争肯定抢破头。

李渊刚称帝，就决定立皇储，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着急。

这个时候，李渊还没有选择困难症，因为李世民、李元吉还没有太多表现机会，尤其是李世民军功并不显赫，李建成则表现出彩，所以李渊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直接立李建成当了太子。

征战四方，李渊让李世民做大

可接下来，李渊又办了一件糊涂事，让李世民做大做强。

李建成当了太子后，重心发生变化，主要是协助李渊处理日常政务，为将来接班做准备，但当时各地群雄割据，天下远未平定，李渊就把对外征战这一重任交给了李世民。

这是一个相当不明智的抉择。

唐朝立国之初，地盘只有山西和关中一带，此时外战比内政更加重要，军事比政治更容易出彩，这个时候理应让太子担任统帅，征战四方，以军功树立人望。

实在不想让太子冒险出征，也可以分割兵权，委任异姓将帅，比如朱元璋重用徐达、常遇春等人。

可李渊出于对自家人的信任，偏偏把兵权交给李世民，结果李世民这个军事天才抓住机会，一发不可收拾，破薛举、薛仁杲父子，败宋金刚、刘武周，灭王世充、窦建德，重创刘黑闼、徐圆朗。

打来打去，唐朝的地盘越来越大，李世民的声望越来越高，还趁机笼络了大批人才。

这对李建成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

这个时候，如果李渊意识到李世民的崛起威胁了李建成的皇储之位，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坚定维护李建成的地位，打压李世民，解除其兵权。

二是择优选择，直接换人，找借口废了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皇储。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可李渊做了第三个选择，既不打压，也不换人，坐山观虎斗。

居中调节，李渊坐山观虎斗

621年10月，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掌全国征讨，并总判府事”，这个职务相当于“天下兵马大元帅”、“三军总司令”，就军事而言，李世民成为仅次于李世民的二号人物，太子都管不着。

另外，李渊还允许李世民开“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得以公开建立自己的幕僚团队，再加上秦王府原有僚属，李世民麾下人才济济，文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武有李靖、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秦琼、柴绍、罗士信、史万宝、李勣、刘弘基等。

这样一个团队实力极为强大，不仅比李建成的太子府更强，甚至有超越李渊之势。

李建成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他联合李元吉，试图将李世民排挤出最高权力中心，而李世民也不会坐以待毙，双方各展奇谋，展开明争暗斗，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在长安城内悄悄升级。

李渊虽然年龄大了，却没得老年痴呆，对天策府和太子府的争斗心知肚明，因为李建成、李世民在他面前没少说对方的坏话，但在李渊看来，这种局面未尝不是好事。

分权制衡自古就是帝王权术的不二法则，你俩都是我儿子，别想把我当枪使。

但李渊犯了一个错误，你可以让文臣武将相互牵制，但不能让自己的儿子这么搞平衡，甚至放任他们争夺权力，因为皇位只有一个，抢不着的那个下场一定非常惨。

换句话说，你不能让俩儿子实力这么接近，否则结果一定是悲剧。

假若李世民夺权失败，李渊一死，李建成即位，李世民难逃一死；

假若李世民夺权成功，李渊死后，李建成也不得好死。

因为实力相当的敌人最可怕，必须斩草除根，才能彻底放心。

自酿苦酒，李渊为玄武门之变负责

李渊是一条老龙，李建成是一条大龙，原本给大龙配一群豺狼虎豹就行，李渊却又培养了一条大龙李世民，眼看两条大龙争斗，这不是唯恐皇室不乱，自己添乱找麻烦吗？

李渊以为自己居中调节，可以掌控局面，可他低估了李世民。

只要李渊健在，李世民就很难逆袭李建成，除非动用暴力手段——这个一般人做不来。

但李世民做出来了，直接发动兵变，杀兄弟、逼迫李渊退位。

李渊终于饮下了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

所以苏辙评论：“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