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其核心观点是提倡保护富民，反对侵害富民利益，反对“夺富予贫”。到了宋代，一部分士人明确主张保护富民，他们普遍认为富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将富民视为国家和州县的根本，主张贫富相资相养，认为富民能够为国家守财。

“保富论”促进了宋代社会观念的变化，也对后世如我国元明清时期对待富民的政策和态度有直接的影响，且丰富了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藏富于民”思想的认识。

一、宋代“保富论”兴起的原因

1、“保富论”兴起的直接原因

由于国家与“富民”的利益冲突损害了富民的基本利益，导致“保富论”兴起，具体表现在富民面临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侵夺。宋代，随着三冗问题的形成，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想法设法扩大税收，如扩大商税、酒税、盐税的征收。客观上来讲，政府扩大商税、酒税、盐税的征收虽不是完全针对富民，但也直接侵犯了富民利益。

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增加税收，扭转积贫积弱局面，青苗、免疫、方田均税等都对富民利益有所侵犯，遭到“保富”思想家们的强烈反对。北宋末年开始“折变”“和买”越发依照户等。南宋于战乱中建立，而且这些变相加税只增不减，给“富民”造成极大压力，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因而思想家们极力为富民伸张。

2、“保富论”兴起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重本抑末”的思想非常浓厚，商业一直受到政府的轻视，商人地位更是居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到了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业开始颇受朝廷和士人的重视，重商思想随之兴起，这为“保富论”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范仲淹认识到商品流通离不开商人的贡献，因此他说“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主张朝廷改革抑商政策，“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苏轼也说过：“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南宋陈亮将官、民、农、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农商相互依存，这无疑使重商思想完全超越了本末观念，认为农商皆本，足见他对商人的重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商思想的主张。宋代商业繁荣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思想领域重商思想的兴起为“保富论”中提倡保护商人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3、“保富论”兴起的现实原因

宋代富民阶层崛起后，在社会中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这使人们开始重视富民，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保富论”，为“保富论”兴起提供了动力支持。富民广泛参与民间灾荒救济。翻检宋代史书，富民参与灾荒救济的资料非常之多，无论是主动参与民间救济，还是朝廷“劝分”政策，他们在灾荒救济上的作用不可抹杀。

富民还吸纳了大量的破产流亡之民为佃户，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富民在国家有动乱时，还常常为国输财，甚至召集基层社会力量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富民投身教育事业，出资兴办学校，积极发展地方文化教育，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富民在地方上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保富论”事实上肯定了富民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保富论”的基本内容

1、富民是国家与州县之本

苏辙说富民“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苏辙认识到了“兼并之家”的实质，但他仍旧将富民看成国家稳固富强的依靠。遇到饥荒之年，国家劝谕富民出资救济，盗贼之岁，借用富民之力捍敌。从这个角度讲，富民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而这些作用都是基于富民拥有巨大财富的条件之上。

发展到南宋时期，这一现象就更加明显。南宋叶适将富民视为国家和州县之本，在他看来，下至乡村小民，上至国家，都要依靠富民，俨然将富民看成了社会的中心。富民在社会中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因而富民的付出应当得到回报。

2、贫富相资相保

富民拥有更多生产生活资料，而贫民拥有劳动力，贫民必须依靠富民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维生。富民和贫民可以彼此相保以为生。贫富相资相保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一关系中，富民和贫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熹明确认识到，乡村小民大多不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需要依赖富民的帮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主佃相资、贫富相养的目的。南宋后期，主张“贫富相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陈宓劝农诗劝贫富相资曰：“举债当知济汝穷，取钱须念利难供。富人心要怜贫者，贫者身全仰富翁。”

3、富民为国家守财

宋代已有人认识到藏富于民就等于藏富于国，富民是在为国家“守财。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中引用宋太祖的话：“富者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苏辙也坚持认为富民是在为国家守财，财富在城郭民户手中和在国家手中没有分别，所以他主张“安富”，认为“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三、宋代“保富论”的影响

1、促进了宋代社会贫富观念的转变

保富论推动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类社会中，如何看待“富”与“贫”、如何看待“富人”的社会作用，从来都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问题。

“保富论”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贫”与“富”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富者”即为“贵者”，“富者”与“贵者”等同。这一观念在宋代有所改变，宋代社会的富人须承担更多的徭役，富人转徙流亡者也不在少数，“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由此可见，“富者”有时候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也需要保护。

2、出现反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义利统一”

“保富论”形成以后促使人们对“富”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富人逐利也有了新的认识。义利观是一种经济伦理思想，传统儒者多讲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代理学将传统伦理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思想界却出现了一种反传统的“义利观”，他们强调“义利统一”，公然言利。

司马光反对与商贾争利，曾言：“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矣。”苏洵主张对百姓“利而诱之”，强调义利统一。

反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这类观念，甚至把“利”提高到富民、救民的高度。新义利观的形成与宋代“保富论”的出现密不可分，提倡对“利”的追求，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保富论”观念的发扬。

3、本末观念的转变

到了宋代，本末观念开始转变，人们一改传统的抑商思想，开始提倡保护商人、重视商业、农商并重。社会出现了对金钱的崇拜，并且商人地位也不断提高。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说：“钱之为钱，人所共爱。” 开始公然谈钱，可见本末观念在这一时期转变之快。工商入仕者增多，官僚经商者也不在少数。这些都表明在宋代，人们本末观念已经发生转变，社会上对商人和商业态度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连官僚阶层，也开始经营商业。

4、奠定了后世“保富论”的基本发展方向

保富论要求保护富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保护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富民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中间层。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富民，就难以谈得上社会的真正发展与进步。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富民是在唐宋以来经济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兴起的社会阶层，它代表着财富的力量，代表着经济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保富论强调保护富民，实则是要求保护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明清以后这样的观念越来越普遍，但总体上和宋代没有太大区别，多认为富人是贫民的依靠，反对夺富予贫。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观点。王夫之明确反对侵犯富人利益，同时他强调了富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明清时期的“保富论”也是基于反对抑制兼并的基础上，提倡对富民进行保护，同时视富民为国家的根本，从而主张藏富于富民和安富。这些内容大多是对宋代“保富论”的继承和发扬。

四、总结

在宋代，“富国”和“富民”渐趋一致，民富则国富，而拥有巨大财富的富民阶层在推动这一走向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保富论”的出现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促使宋代贫富观念和金钱观念发生变化，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商人和商业态度的转变，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大的发展，促使思想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保富论”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宋代出现的反传统的义利观，以及农工商并重的观念，都与“保富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宋代繁荣的经济思想。

参考文献：

1、《宋史》

2、《陈亮漆侠.宋代经济史》

3、《中国古代的“保富论”》

4、《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