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伦理体制中，以宗法制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等级严密的社会治理体系，皇帝处于金字塔社会的最顶层，拥有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力，因此向权力中心靠拢就成了官员想要获得晋升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么多颂圣文章出现的原因。但拍马屁也是一门学问，拍得好固然能平步青云，如果拍在了马蹄上，不仅不能获得皇帝青睐甚至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雍正年间太常寺卿邹汝鲁的文字狱就是典型例子。

雍正五年，由于康熙朝以来的治河策略取得成效，于是黄河难得呈现出二千里水色澄清的景象。这时，河道治理相关的官员就上疏雍正说明这一祥瑞，“实亘古以来未有之嘉瑞”，雍正皇帝也是很高兴，说这是“上天、皇考之嘉睨”，王公大臣们联名奏请朝贺礼。就在这一片喜庆的气氛中，一位官员的上疏却让喜事差点变成丧事。

邹汝鲁，康熙三十年进士，历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左佥都御史，康熙六十一年外放为奉天府尹。雍正继位以后，因为觉得邹汝鲁行事怠忽，建言荒唐，于是将他从奉天府尹的位置内调为太常寺卿，品级虽然没有变动，实际权力却下降不少。邹汝鲁也知道自己不得雍正喜欢，于是想趁着这次黄河水清一事拍拍马屁，便兴冲冲作了一篇《河清颂》交了上去。邹汝鲁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篇颂圣文却成了招惹杀身之祸的檄文。

正月二十九日，雍正下发谕旨：“太常寺卿邹汝鲁进《河清颂》，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之语。朕御极以来，用用人行政之事，皆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颂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朕已屡晓谕中外，大小臣工无不知之...今兹河清之瑞，朕并未令臣工进献诗文，邹汝鲁若不善文辞，何必陈献？乃于所进册页出此悖憀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

邹汝鲁的文章原本也是普通的颂圣文章，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化用自《大学》“章在新民”“去其旧染之污”，这样一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拍马屁文章，为何就触碰到了雍正的怒点呢？

要知道雍正的帝位是经过残酷的斗争而得来的，继位以后，政敌们虽然已经收敛，但雍正却不得不防他们有攻的意识。古人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死后，儿子继承父亲的志向行为才被认为是孝行，雍正也是一样。

作为新君，雍正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康熙的遗诏。权力不稳的情况下，他必须要借康熙的余威，让别人觉得他是康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才能封住那些政敌的嘴。然而邹汝鲁一上来却说”风移俗易“，这不是在说雍正毁弃康熙的旧章成法吗？因此这在平常人看来普通的八个字，在雍正看来却是充满杀机，因此他下令六部九卿共同审理此案，邹汝鲁因此被投下监狱。

皇帝既然已经发话了，六部九卿们也就只好开审。这些审理的官员也是官场老油条了，那里不知道雍正是想杀鸡儆猴，于是便按照雍正的旨意审理邹汝鲁。邹汝鲁虽然拍马屁把自己拍到监狱里了，不过入狱后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审问的官员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讥讽康熙和雍正，是不是有什么不满。邹汝鲁打死不认，只是一味推说自己学识浅薄，不小心用错了典故，别无二心。审到最后，邹汝鲁也硬气了起来：“大人要刑讯，也是这话，我信手草率，文理不通，是我该死，有何辩处？”总之一句话，用错典故是有的，但并没有心存讥讽之意。

虽然邹汝鲁抵死不认，六部官员还是按照雍正的意见给出了最终处罚：“不思报效，乃敢故用悖谬之语，妄行讥讪，情殊可恶，就将邹汝鲁革职，照诽谤朝廷律拟绞立决。”按诽谤朝廷照，判邹汝鲁绞刑也不为过，可是等到雍正这里，却又将邹汝鲁轻判：“着革职，从宽免死，发往荆州府沿江提岸工程效力。倘工费一时措办不及，先将库帑动用，于邹汝鲁名下追补。”这也显示了雍正的幽默感，你不是颂扬我治理黄河有功吗，那我就把你打发去修河堤。

为什么雍正皇帝措辞严厉，惩罚却来了个虎头蛇尾呢？

因为雍正心里也明白，邹汝鲁只是想拍马屁，但学识不精，误用了“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八个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万一这八个字被人利用也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因此雍正皇帝不得不立威，将邹汝鲁下狱，让旁人在这件事上不能说长道短。等到判罚的时候，再来个“从宽免死”，既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又能彰现自己的仁慈，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