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说李渊先后两次私许李世民太子之位。李渊到底有没有私下里对李世民有过承诺？为什么史书会言之凿凿的这样讲？这是搞明白玄武门事变的关键问题。

史料记载的第一次私许，是在李渊起兵反隋之初，“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

太原起兵是李唐政权建立的关键决策,《新唐书》《旧唐书》 与《 资治通鉴 》都认为是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的主谋与策划 , 而李渊则是被动的, 甚至当李世民说出来准备造反后，李渊表现的大惊失色，说出了“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的话，并且“取纸笔，欲为表”，准备大义灭亲了。

但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李渊早在“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之初，就有了以太原为造反基地的打算——“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 ,奉使安抚，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李渊在太原留守任上时，更是对李世民吐露心曲：“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地，是为天与”。在决定将起兵前，李渊更已是坚信代隋非己莫属，“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

太原起兵反隋是李渊谋定而后动的事情，李世民在其中的任用充其量是襄助，所谓首谋之功完全就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只有将首谋之功归在他的名下，才会有李渊私许为太子的事情发生。既然已私许，为何第二年李渊称帝时没有立李世民, 而是径直立李建成为太子呢?

史料中的第二次私许，是在派李世民平杨文幹叛乱时,李渊再次承诺“还，立汝为太子”。

明明有太子，还要另立一太子？李渊的脑子难道是被驴踢了！ 太子为国之储君，怎么会如此儿戏？事实是，李渊非但没有这样的打算，甚至开始为巩固李建成的储君位而有意打压李世民的政治势力。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退一万步讲，李渊真的和李世民说过这种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话，外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莫非史官全是顺风耳。

在太原起兵到称帝前, 李渊对李世民和李建成一视同仁, 兄弟二人之间也能和睦相处，在攻西河城、霍邑, 克长安等战役中都是并肩作战。李渊在长安称帝，按立嫡以长的传统公开立李建成为太子, 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决定。如果李渊对李世民私下有什么承诺，李世民为何会保持沉默？

洛阳之役后，随着声望日隆李世民开始变得傲娇,“开文学馆”养士, 以洛阳为基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李世民的行为，引起了李渊的严重不安。史载，“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李世民不臣之心昭然若揭，为什么李渊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呢？除了有顾及父子亲情的一面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统一尚未完成, 王朝需要李世民率军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只是事与愿违，“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越是倚重李世民，越是会令李世民实力大增，加速建立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底。李世民政治集团越有实力，王朝越是倚重。如此循环不已，直到事情完全脱离了李渊的可控范围，最终变得不可收拾。

李渊没有采取霹雳手段，却也并没有无视李世民的坐大。

他先是用李元吉制衡李世民：任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的同时，“以齐王元吉为司空”。“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加秦王世民中书令, 齐王元吉侍中”。

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李渊选择了偏袒李建成，有意削弱李世民的政治力量，李世民身边的“读书汉”很是令他忌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教唆与挑拔，李建成兄弟之间的不和才渐渐激化的，于是李世民幕府最重要的杜如晦、房玄龄等谋臣借故被调离。当突厥再度南下时，“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 帐,……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

李渊“知其谋而不制”，如果他对李世民有过承诺，最多会选择作壁上观而已，而不会公然维护李建成。私许太子之说，不是出自史官的杜撰，而是李世民的授意。有了这个说辞，玄武门事变弑兄杀弟逼父的事情就是理直气壮的，至少可以令后人误以为李世民才是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