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即今之越南，《职贡图》中记载，其本是“古交趾地，唐以前皆隶中国”，自五代时期安南击退南汉统治之后，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藩属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早在蒙古国蒙哥汗七年，蒙古人就开始经略安南，以强大的武力确定了元与安南之间的宗藩地位，从而揭开了二者之间的百年关系史。

元朝与安南陈朝的交往十分频繁，两地之间来往的使者与商旅络绎不绝，在文化方面，突出表现为大量描写元与安南两地交流与风俗文化的诗人群体涌现出来。

《全元诗》中涉及的大量元代安南诗就是最好的佐证。下面，本文就将从多种维度来看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

职贡图

由来——千年中越关系下衍生出的诗人群体

1、因战争留居元朝的安南诗人

要想了解元越两地之间的交流过往，首先要从元朝建国初年的蒙越战争说起。公元1260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

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南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局面。之后元朝持续对外扩张，尤以东南亚各国作为经略之地势在必得。

由于忽必烈致力于平宋，元宪宗四年（南宋宝祐五年），蒙古计划占领大理国与位于东南的大越（即越南陈朝），从而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将宋朝的剩余势力赶尽杀绝。

在公元1257至公元1288年的历史中，元朝共对越南陈朝进行过三次侵略战争，在元朝与安南的战争中，一些安南诗人流寓到元朝并定居下来，创作出许多不同寻常的诗篇。

忽必烈

2、来往使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载体

肩负政治重任的元朝使者

《元史·地理一》中载：“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由此足可见汗廷使者足迹涉及之广。尽管因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元越两国之间时有纠纷与摩擦甚至是战火的出现，但由于蒙古人在多次侵略战争中发现要想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安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故而在二者之间长达百年的关系史中，并非一直是兵戎相见，狼烟四起的，在成宗之前，元对安南一直实行征伐与安抚交替进行的策略，每当双方基本进入和平的阶段，两国之间的人民的交流与来往也会变得愈发的频繁，可以说元朝时期安南诗人的出现于当时两国之间密切的交流是离不开的。

武力征服安南

据《元史·诸帝本纪》与《安南传》等史料的记载，元朝共向安南派出过27次使臣，这些使臣在肩负促使陈朝安心归顺与两国之间和平往来的政治使命的同时，还成为了元越文化交流的使者。

许多使臣撰写的出使记录都是以诗歌为体裁的，如李思衍、文矩、陈孚、杨宗瑞、杜与可等使臣都作有可供传世的安南纪诗，这些使臣也成为了安南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文化熏陶下的安南朝臣

安南与古代中国的渊源十分深厚，历经数百年中华文化的熏陶，安南陈朝王室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朝臣中也不乏精通汉文化者。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在元朝期间，安南地区诗人辈出，很多人都会熟练使用汉语写诗。

李思衍作品

在《元诗选》中就收录有十二首由安南国王陈益稷所作的诗篇，此外，还有陈仁王（陈日燇）、陈英王（陈日套）、国叔昭明王（陈日煃）等人，都是十分著名的安南诗人。正如元朝使者张显卿在《安南志略》中所言，“安南虽小文章在，未可轻谈井底蛙”。

纪行诗——安南诗人的代表作品

众所周知，元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杂剧与散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堪比唐诗和宋词，但元代的文学宝库中绝不仅仅只有这两朵奇葩。

其诗歌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十分丰硕，大放异彩的，而在流传至今的描写安南风土人情的传世诗作中，由以纪行诗为众，那么究竟为何元朝的安南诗人群体会选择创作纪行诗呢？他们创作的纪行诗又对元朝的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安南志略

1、创作缘由——南国奇景，诗兴大发

在元代士大夫的记忆中，安南国已不再如历史上一般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与安南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因而元代的使节在出使安南国时，与唐代人的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自居。

在出访期间，元人见到的是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文化形式，这个万里之外的南方国度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这种独特的体会给文人提供了绝佳的灵感与创作内容。

同时因为元朝与安南的关系趋于缓和，使节的任务主要是例行的宣布即位诏书和颁历，

并不会的特别繁重，故而待使命完成后，元人有更多的机会发挥闲暇馀兴，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也成为了元代安南纪行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元代诗人

2、写作风格与习惯：善于用典，叙事抒情

由于许多诗人对安南地区的第一印象基本上停留在古代的史书中，故而善于用典是安南诗人创作的一大特点，尤以安南地区设置郡县、平定战乱的历史广为诗中所用，“越裳朝周”、“陆贾使越”、“马援铜柱”等典故都是安南诗人潜心读史的结果。

如智熙善《安南喜雨》中的“杨仆楼船何用入，马援铜柱不须标”，傅若金《七月十一日赴安南》中的“班超万里终投笔，郭隗千金更筑台”，《志喜》中的“谕俗岂劳司马檄，朝周终见越裳来”等诗中，都反映出安南诗人善于用典的写作习惯。

除了善于用典外，安南诗人还喜欢赋诗以记安南国的奇异景象。在两朝使者正式的对外交涉开始以前，使团成员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欣赏沿途的风光，在元朝著名朝臣兼诗人陈孚的《交州稿》中，就多有沿途纪实之作，形象的道出了使团自北地南下时经历的地理气候变化以及所见所闻。

陈孚

人格、性情及其感悟；社会风情的刻画者

1、对家国情感的独特理解

对战争与生死之痛的反思

元代文人面对最多的就是科举长期不开造成的仕途方面的坎坷和环境的压抑，他们对于仕与隐、君与亲、名节与生命等精神体验和选择更加的复杂与矛盾，或许可以说元代诗文总体的成就比起唐宋有所不如，但仅就对家国、对生命的悲剧性的认识而言，也许元人的理解更加的细致和深刻。

元朝统治者发动的元越战争为两国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与痛苦，许多百姓在战火的屠戮中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乱世危局，存亡兴废，总会有文人武将以歌壮志，以诗载史，在整个社会的悲剧下，安南诗人以自己的诗歌为载体，表达出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与对身处战争旋涡中的百姓的无尽怜悯与同情。

元越战争

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的交织

此外，中原安南诗人还有对家与国的纠结情怀，正如儒家传统道德语录所言：“父母在，不远游”，这体现出封建伦理中对于“孝”的要求。但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元朝皇帝常会选任使节出使安南，此时诗人内心中的两大精神基石“忠”与“孝”发生了冲突，尽管依据“豫让逻辑”，他们自然应该舍小家而顾大家，但这样一种抉择仍难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阵阵波澜。

如陈孚在《江州》一诗中就通过一句“㢓烟蛮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展现出了他对家人真切的相思与愧疚之情。

再加上出使之路的奔波之苦与路途艰辛等客观境遇，为出使安南的诗人原有的家国情感中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在前途生死未卜与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元代安南诗人既满怀壮志豪情又缠绵悱恻的总体韵味被展露无遗。

儒家思想教育

2、崇尚儒风，主张以和代战

尽管城市经济迅速繁荣与市民阶级的快速壮大刺激了元代通俗文学特别是戏剧的发展与繁荣，但“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统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志趣的主要文学形式。

尤其是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与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元代安南诗人在描写百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的同时，亦表达出对以德治国的弘扬和德治社会的向往。

在安南诗人看来，元对安南的手段与政策，应对依照儒家对待周边民族的原则，如《尚书·大禹谟》中“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一般应对安南陈朝以德服人，文德教化，而这正与蒙古族王朝采取的武力威胁有着极大的不同。

尚书·大禹谟

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大概了解了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元越两国之间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孕育出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通过一己之力为元代的诗歌文坛添砖加瓦。

通过元代安南诗人的多元融合创作，我们能够了解当时两国人民的心态，读懂当时人民的家国之思与悠然的心境，此外，安南诗人的传世作品还开拓了时人与后人的眼界，不仅帮助当时的人民更好的了解两国之间不同的地理与风俗，更有助于后人对元代两国之间交流与历史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安南志略》

2、《元史·地理》

3、《全元诗》

4、《安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