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在湖北宜昌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312省道37公里处,工人们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一件十分惊悚的事情:暴雨过后,工地上接连发现了许多人类遗骸。
不过,当施工单位领导询问完当地群众以及宜昌市的文史专家后,马上就放了心。
原来,这一带是抗日将士的忠骨埋葬地。
具体来说,这些忠骨应当属于第75军预备第四师的将士们。
初步估计,其数量至少有3000余具。
消息一经传出,各大媒体纷纷蜂拥而至。
于是,七十年前的那场惨烈对峙和战斗,渐渐地被还原开来。
1940年,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
彼时,中国已经走出了抗战初期的慌乱,开始利用起了江南的江泽河网迟滞着日军的进攻。
这一年,日军对中国的军事攻略总体上是围绕着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
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微弱,根本抵挡不住先进装备的日本海军。
所以,抗战刚一开始,东部沿海的各大口岸就被日军攻陷。
在堵上这些正门以后,日军又瞄准了外援入华的后门以及偏门,如著名的滇缅路。
当时,缅甸的实际控制者是英国人,他们在东方推行的是绥靖策略。
因此,他们对日军的咄咄逼人,采取了妥协态度。
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将滇缅公路封闭了三个月。
中国的工业基础落后,许多原材料都需要从外界进口,这三个月的封闭,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军工产能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事实上,除了国际交通线,中国政府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入川的门户宜昌被日军攻陷了。
地图显示的很清晰,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是战时陪都重庆的一道重要屏障。
它的失守,对590公里之外的重庆政府造成的精神打击还是蛮大的。
为了保卫重庆,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宜昌附近布置了重兵阻遏日军西进,第75军即是其中之一。
据资料记载,75军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孙传芳控制的“五省联军”之浙军第二师。
1926年12月,浙二师被北伐军收编,后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第26军。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第26军又被缩编为第6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才以第6师为基础组建了第75军。
此后,这支部队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
也就是在台儿庄会战中,新组建的一支名为预4师的部队被划拨到了该军。
1939年,75军再次经历整编,政府又给它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也就是在这次整编之后,75军的防区开始清晰,即主要面向南阳盆地以及两湖地区。
于是,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1939年的冬季攻势、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无一不闪烁着75军将士的矫健身影。
好在日寇后劲不足,他们在攻陷宜昌后并未继续深入,只留下了部分兵力驻防。
即使如此,布防在前沿的75军也遭受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预四师。
《宜昌文史资料》记载,日军攻占宜昌后,旋即出兵攻陷了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汤渡河、鄢家河、珠宝山、沙家坝子一带。
参照资料提供的地名,预四师并未抵挡住日军的凌厉进攻,只能撤退到小峰乡,依靠山区与之周旋。
后来,双方的拉锯日渐激烈,预四师再次北退,撤到了七里峡。
1941年冬,趁着日军注意力转向东南亚以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预四师奉命对晓溪塔一带的日军发动了有限反击。
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预四师10团一千余人冒着日军的炽密火力网先是奋力冲杀,后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战后点兵,10团仅剩下了13名战士,包括三名重伤员以及5名轻伤员。
据预四师已故战士易行锡口述说:有一次,他帮通讯兵抬电线杆时,与师长傅正模同行,看到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年纪较长的人告诉他,“前线战士激烈,将士伤亡太多,傅师长很痛心。”
的确,预四师的防区虽有山区的天然地理优势,但交通不便以及日军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医药不足也极大地影响了对受伤战士的治疗。
实际上,有些战士因为受伤过重,还未抬到医务处就牺牲了。
为了安置阵亡将士的遗骸,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小峰乡南边村买下了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的公墓,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
起初,对死去的战士还能用白布包裹且为之单独下葬。
后来战事日趋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顾不过来,只好将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起集中下葬。
据亲历者回忆:阵亡的将士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
截止到抗战胜利,预四师在小峰乡驻防了4年多,金鱼坪野战医院的后面山坡上掩埋的战士遗骨也逐渐增加到了3000多具,这也就有了文章的开头一幕。
参考资料:《宜昌县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