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去世之后。新的首辅就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申时行。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老师之一，但是他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是时间最长的。虽然他身为首辅，但是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所谓的经筵，就是在春秋两季气候温和的时候举行，每个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的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都要一起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业中出现。

在经筵的过程中，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画，其他所有人都要凝神听讲，即使是皇帝都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尔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一直到皇帝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做出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是当时明朝的一种重要的制度经筵的着眼点是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失误，但是最终都会归结到现实，希望能够做到古为今用。执行任务的讲官所受的优待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使是正德皇帝，这个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皇帝，也没有废止这种优待。

申时行这个时候还不是讲官，他是经筵的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

每个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是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求最有效的方法，只是为了达到大同之治。

1586年的秋天，二十三岁的皇帝颓然下旨，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其理由不过是头疼脑热一些很小的事情。这就让首辅申时行感到很伤心。他曾经给他的朋友写信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地步。从这首诗中就可以看出：

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其实申时行能够成为首辅，好像更多的是一串偶然的事情所造成的。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应该是张四维。但是第二年张四维的父亲去世，张四维就只能离职丁忧，在这个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张四维在丁忧快要结束的时候自己又一病不起，还有两位大学士马自强和率吊样也都病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格最浅的申时行就成为了首辅。

申时行是一个首鼠两端、八面玲珑，没有什么能力，更没有什么作为鄂人，特别是申时行在文渊阁的这九年时间里，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类似润滑剂作用的人物出现，才是的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到短暂的休养，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申时行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万里十二年的时候及时将明朝从关于张居正的一切争论中拉了出来，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动荡。万历十二年，皇帝精神焕发，但是仅仅时隔两年皇帝就发现自己想做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申时行就泄气了。虽然申时行也不断后悔没有能让皇帝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但这是皇帝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体制的问题，并不是申时行一个人所能掌握的。

万历十九年八月，申时行回到了故乡长洲，这一年，他五十七岁。他在老家度过了二十三年。万历四十二年，他年满八旬，神宗派人去看望他，诏书刚刚到申时行家门口，申时行咽气了。明神宗诏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定”。

关于申时行这个人，赵先生认为，申时行的“不作为”是大多数认为的诟病，但是我认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其实，他心中也有一个灿烂的理想，但是张居正的前车之鉴，让他认为，让他这样一个既无背景，又无身家的人怎么能做到呢？而且，在他看来，大明朝已经经不起他再次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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