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弹劾狄青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陷害”，我们既然说一个人陷害另一个人，那么自然是指其所编造之事实乃是无中生有。

鉴于宋朝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不难怪狄青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得到的并不是朝廷的信任和拥戴，反而是猜忌和排挤。

狄青的死欧阳修要担任一部分责任，但并不是首要者，狄青的死并不是某个人的罪行，但“雪崩来临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有罪”。

狄青的死实际上就是宋朝的原罪，倘若真要找一个人为狄青的死负责，也许只能是赵匡胤。

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狄青的命运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是一个被说烂了的话题，但就是这个政策却给宋朝带来无尽的困扰和悲剧。

狄青作为武将出身，一路官拜枢密使，也就是宋朝掌管军事的最高行政长官，武将自从赵匡胤开国以后在宋朝一直享受着被天然鄙视和排挤的性质。

狄青作为武将，又官拜枢密使，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文官集团那根敏感的神经，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历史已经成为宋朝统治阶级心中不愿去面对的顾虑。

用白岩松的话来说“当初推火车的人，现在都变成了拦火车的人”。

武将们把赵匡胤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此也把自己推入了饱受打压的深渊里，文官不愿看到“陈桥兵变”的重演，这当然也是赵匡胤的意志。

狄青的崛起让文官们变得惶恐不安，敏感的神经促使他们必须想尽办法的打压武将。

这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武将只能是朝廷听命于朝廷使唤的一只猎犬，是受命之犬，而非授命之人，狄青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待了四年，遭受了四年的攻击。

这些攻击并不是要置他于死地，而是要把他排挤出权力的中心，永远的远离那个文官集团和皇帝的神圣之地。

流言蜚语并不是从狄青担任枢密使就开始的，早在皇佑四年狄青担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所谓“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

一个“轻”字就把武将在宋朝的地位暴露无遗，实际上是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颠倒。

因为“大国重器”除了先进的军事武器，还有人，信陵君当初在魏国时，凭借着自己养的大量“贤士”，使得诸侯不敢加兵魏国数十年。

但在宋朝，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被赵匡胤重新塑造，人的力量于是被严重的削弱。

狄青担任枢密副使时，贾黯就上疏说“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道出了宋代政治风气上对武官的天然鄙视。

这也许能够为我们解答宋代为什么宁愿和谈也不愿意重用武将，实际上其本质上就是对武官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几乎就是宋朝政治意识形态，是无法扭转的。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狄青

《春秋左传·桓公十年》中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句话用来形容宋朝的武官真的极其合适，如果宋代武官只是服从朝廷的指令去打仗，那么他们无疑是忠诚的，无罪的。

可一旦他们身居高位，掌握兵权，他们也就“怀璧其罪”了。

宋朝的权力就像一块纯洁的宝玉一样，不能为武官所触碰和拥有。

当狄青担任枢密使的时候，文官集团对他的排挤和猜忌达到了高潮，作为掌管军事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武官出身，这让文官们的神经异常的敏感和不安。

这个时候就连曾经称赞狄青“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的欧阳修也开始站在了狄青的对立面。

正犹如《投名状》的庞青云身居高位后，利用完他们的官员们开始迫不及待的将他们推下悬崖。

欧阳修谈不上利用狄青，但他也不愿看到狄青的势力触角伸进朝堂中来，但狄青为人正派，忠诚，他们编织出合理的理由弹劾狄青，于是不惜假借鬼神之说弹劾狄青，使我们看到政治之无耻、之黑暗、之肮脏。

欧阳修把嘉佑元年在京师爆发的水灾归咎在武将身上，他先是大力赞扬狄青，后又话锋一转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

文彦博为了把狄青搞下台，数次向宋仁宗请罢狄青，宋仁宗回答说“狄青忠臣也”。

而文彦博却不惜大不敬的回答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同年，宋仁宗害了一场病，制诰刘敞上疏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

意指是因为狄青的缘故，为了证明狄青身居高位对朝廷的威胁，这些人甚至编造出“其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的谣言，把狄青视为不祥之兆。

水灾期间，狄青避难相国寺，并居住在那里，也被人弹劾说犯上作乱之举，在这种种的弹劾与诬陷之下，宋仁宗架不住了。

做了四年的枢密使，狄青累了，宋仁宗也累了，文官们却斗志高昂。说到底，狄青有错吗？其实不过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而已。

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宋朝的命运，也决定了那些武官们的命运，而欧阳修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执行者而已，说他有罪也对，但又并不全然是害死狄青的人，只能归咎于宋朝的整个体制吧。

所以许多年后辛弃疾才会在《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中写出自己的心声说“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