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伐宋，想使海内一统。但当时，金朝社会矛盾重重，政治上动乱、经济上贫困，不具备完成南北统一大业的条件。结果，伐宋未成，海陵王反自取灭亡。金世宗“鉴海陵之失”，即位不久，即着手创造与南宋议和的条件。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他派出以元帅、左监军高忠建等为报谕宋国使，“语以罢兵，归还正隆所侵地”。第二年正月，他又“命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军士，并放还家”。这两个措施，前者立足于议和；后者为了缓和海陵时期因征调过度而造成的社会矛盾。

就南宋来说，本来是个偏安政权，并无恢复中原之心。但在正隆六年（1161年），由于击退海陵王的进兵，朝中的抗战派力量稍稍抬头。大定二年（1162年），宋高宗传位给太子赵昚（慎的古体字），即宋孝宗。宋孝宗初即位，血气方刚，欲意恢复中原，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第二年五月，南宋分道出兵攻金，初战告捷，恢复宿州（今安徽宿州）。可是，当时的南宋已很腐败，军势、军威已大大削弱，将领内部又不能精诚合作，要想在军事全局上有个突破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金兵又很快占领了宿州。朝中以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大肆活动，主张议和。汤思退甚至派人去金朝，要金出兵来压服宋朝同意议和。金世宗在宋孝宗即位时，又派高忠建到临安商议“遣使报聘”，同时祝贺孝宗即位。

后来，他看到南宋抗战派抬头，对议和不抱积极态度，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于大定二年（1162年）十一月，任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为都元帅，总戎事，居南京（今河南开封），节制诸军，任命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副元帅，驻军淮阳，摆出准备攻宋的架势。另一方面，在仆散忠义将去赴任时，金世宗对他说：“宋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罢兵。”这实际是让仆散忠义到南京后，先去同宋议和。金世宗的这两手，意图非常明显，只要维持旧的和约，就可以议和。仆散忠义到南京后，于大定三年（1163年）三月，一面以十万重兵屯河南，声言要取两淮，一面让副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宋帅张浚说：“宋若归还近年占领的金的地方，各自还按原来划定的疆界，凡事均依绍兴和议的去办，我们就可以撤兵。”张浚接书后，一面请朝廷以大兵屯驻盱眙、泗、濠、庐备战，一面复书纥石烈志宁，同意金宋商讨议和之事，但同时驳斥了金书上关于疆界的论点。

这表明，南宋的抵抗派并非完全不同意议和，只是想即使议和，也要争取比“绍兴和议”体面一些的条件。四月，南宋出兵，双方战事又起，南宋先胜后败。宋孝宗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只好同意与金议和。谈判期间，宋一度同意归海，泗、唐、邓四州于金，两国约为叔侄。仆散忠义向金世宗请示，金世宗为了促成和议，同意把条件降低些，使宋对金由称臣改为称侄。他向仆散忠义表示：“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这对宋孝宗来说毕竟体面了一些。仆散忠义又致书于宋，前后共七次。宋朝仍未应允，仆散忠义把军队移至江淮，攻取了濠、滁、楚等州，进一步用武力逼和。金世宗了解到金军又给宋以打击之后，想到天下人苦于战争，应当让百姓得到安宁，就下诏给仆散忠义，让他适可而止。这说明金世宗确实想尽快结束对宋战争，实现和议。双方在商定和议条件期间，仆散忠义曾认为宋失信，扣留了宋朝的使者胡昉。金世宗听到此事不以为然地说：“使者何罪，要放胡昉回去。

议和的事，再好好考虑考虑。”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大定四年（1164年），也就是宋孝宗隆兴二年，达成和议。和议的内容是：南宋每年给金“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放弃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交换的条件是宋不再向金称臣，而是改称侄皇帝。第二年正月，南宋使臣魏杞等带着议和书至金，正式为金世宗批准。在议和的过程中，金宋双方各陈武力，讨价还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对方、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金世宗对这种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和议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他的手里，最终基本上按照他的意志达成了和议。而南宋，由于投降派汤思退之流的从中破坏，议和的条件越降越低。“隆兴和议”的条件对宋来说尽管比“绍兴和议”好一些，但并不是理想的和议。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之间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就有利于双方的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议达成后，金世宗立即诏天下“罢兵”。仆散忠义向他报告说在江淮一带的官军有十七万多人，准备留十一万六千多人屯戍。金世宗认为现在既然已同宋讲好，不需要留那么多屯戍的军队，他说只要留六万军队就可以了，“余并放还”。放还的士兵，多数是农民，就可以回乡去生产。由于减去了战争的额外负担和繁重的兵役，金朝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金史·世宗纪》赞扬他说：“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