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阿云案”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审讯也很顺利，但围绕该如何判决，大宋朝堂却先后争论了十几年，而且涉及范围极广，不仅有关于刑律之争，还涉及到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之争，甚至还有慎刑派和重刑派之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导致这件案子长期悬而未决，甚至最终来了个大反转。

阿云因定亲对象太丑而意欲谋杀，对方受伤未死，朝廷争论不下

此案发生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登州有一位叫阿云的女子，在她母亲去世后不久，被许给一户韦姓人家，而且已经履行了采纳程序，也就是已经完成订婚了。不过，当阿云得知她的未婚夫长的很丑陋之后，心里很不情愿。一天，她趁未婚夫熟睡之际，想要将其杀死。但阿云毕竟是个女子，最终只是致其受伤，并未致死。眼看未婚夫疼醒，阿云慌忙逃走，而其未婚夫则报了官。

官府怀疑此事为阿云所做，于是将其抓来审问，不等对其用刑，阿云便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了个清楚。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认为，阿云与韦氏订婚之时，正在其为母亲服丧期间，这桩婚姻按律是违法的，因此不能按照谋杀亲夫的重罪论处，而应该以普通谋杀罪定罪。

案件呈送大理寺后，大理寺按照“谋杀已伤”的罪名，判处阿云绞刑。但这个判决遭到许遵的反对，他认为“阿云在衙门里接受审问之时，刚开始询问，她便将事情经过全部交代了。因此应该认定其有‘自首’的情节，应该按照‘按问欲举’对其减二等论罪。”

宋神宗见双方意见不一，于是将该案移交刑部审理，刑部官员认为许遵为阿云开脱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审判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宋神宗却觉得阿云怪可怜的，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特意下诏，允许其纳财赎罪。

谁知，此案至此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而已。

朝廷长期争论不下，此案始终未有定论

此案过后不久，许遵升任大理寺卿，御史台官员却上书弹劾许遵，认为许遵在阿云案件中“议法不当”，不应该担任大理寺卿。许遵则反驳道，“上次刑部支持大理寺判决根本不对，阿云之罪完全符合宽免罪行的条件，要是按照大理寺的判决，就会杜绝犯人自首的道路，也会失去‘罪疑惟轻’的古训。”

宋神宗于是又将此案交给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共同讨论，结果司马光支持刑部、王安石则支持许遵，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同时于当年七月下诏，“如果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等于是将这个判决直接写进了律法。

然而，即使宋神宗下旨，朝中仍然有很多大臣不服，认为许遵的争辩完全违背了法律本意，强烈要求组织官员重新审议，并要求罢免许遵的大理寺卿职务。宋神宗见群情汹汹，于是下诏要求翰林学士许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三人重新审定，结果三人和王安石意见一致，于是神宗下诏说“以王安石意见为准。”而原来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审理阿云案的官员则全部因为“检法失当”而获罪。

然而，事情至此仍然没有结束。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继续上奏，坚持认为许公著等人意见不公，神宗于是令王安石和王师元等反对官员反复辩论，但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对方。神宗无奈之下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因谋杀而致人受伤的，如果自首或者按问欲举的，就上奏朝廷，由朝廷决断”。

面对皇帝的圣旨，刑部官员刘述、丁枫认为皇帝的这份诏书不够明确，不能发表。于是神宗干脆重新下诏“以后碰到这类案子，按去年七月的诏书意见处理”，并将前一封诏书收回。

然而，刘述等人依旧反对，要求将前一封诏书交到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当时枢密院的文彦博和吕公弼都反对王安石的意见，宰相富弼也劝他不要固执己见，王安石不听，此案久拖不决。这年八月，神宗再度下诏，“以后这类案子，还是按照今年二月的诏书办理”，同时将刘述等人贬职，司马光上奏力争，神宗不予理会。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再度为相，于是再度将此案拿出议论。同年十月，宋哲宗下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于是，这件公案的处理意见又扭转过来了。此时距离熙宁元年已有十七个多年头了。

此案为何久而未决，争论的焦点早已不止案件本身

这件案子之所以会争论长达十余年，事实上争论的焦点早已不止案件本身，而是夹杂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1、刑律之争。按照宋朝刑律，子女在父母服丧期间的娶妻或者出嫁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因此阿云与韦氏即使已经订婚，也属于违法行为，官府并不支持，所以阿云并未被认定为“谋杀亲夫”，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在律法层面，大家争论的关键在于，阿云是否应该“减刑”。根据《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的规定，自首减刑主要有五种情形：一是犯罪行为未被发现或受害人尚未告发，罪犯主动到官府自首的；二是罪犯所犯的轻罪已经被发现，但犯人却主动交代了尚未被发现的重罪；三是犯罪之后，罪犯让他人代为自首的；四是如果有容隐犯罪者行为权力的亲属或部曲、奴婢代为自首的；五是被官府捉拿后，主动承认官府问询范围意外罪行的。如果按照宋律的规定来看，阿云这种“坦白从宽”显然不属于任何一种自首减刑的情况，许遵认为阿云应该适用自首减刑的理由是于法不符的。

2、慎刑派和重刑派之争。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均认为应该“用重典以救时弊”，因而推崇重刑治国，各级官员在法律执行方面，多为从严、从重、从快。因此，《宋刑统》虽然基本沿用《唐律》，但在宋初的执行力度上，无疑要更为严厉，这是符合北宋初年天下大势的。而随着政治社会的逐渐稳定，严峻的刑罚却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因而很多朝廷官员便希望把“罪疑惟轻”当成断狱和立法的普遍准则，而不再是法外施恩的临时举措，这是慎刑派的主要观点。而重刑派则认为应该遵从祖训和旧例，对犯罪行为保持严惩态势，从而保证威慑效果。而“登州阿云案”恰好就发生在律法从严到宽的关键转折阶段，双方自然据理力争。

3、变法派和守旧派之争。“登州阿云案”恰好发生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前后，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政策，显然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这些人自然而然的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对于这些守旧派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手段，打压变法派，他们才不会去关心案件的本身问题，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他们就反对，只要是反对王安石的他们就支持。这是造成这种争论持续不下、且争论范围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造成哲宗时期案件出现大反转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登州阿云案”看似不太复杂，但其中牵扯的方方面面元素太多，至于司马光主张按照宋律对阿云进行惩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单纯的依法行事，甚至是为了打压变法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