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钱并非南宋所特有，其行用至少可以上溯至南朝。南宋铁钱行用的特点在于朝廷扩大了其使用区。在北宋时期，政府规定的铁钱专行区只有四川一地（陕西、河东、河北、广西、福建等地也曾流通过铁钱，但并非专行区），而到了南宋，在沿袭北宋四川专行铁钱的基础上，宋廷又将淮南东、西路和京西南路，荆湖北路等江北宋金边界地区划为铁钱专行区。

南宋政府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铜钱北流。铜钱外流本是宋代货币流通的一大痼疾，北宋时期政府即曾立法严禁，但终究立法敌不过规律，铜钱外流始终没能解决。到了南宋时期，由于铸造量等种种原因，（铜）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因而铜钱外流的严重性日益凸现，因此南宋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措施，在宋金边界地区设立铁钱专行区，以隔离铜钱与外部接触即是其一。南宋的江北地区与割让给金的中原地区原本就属同一经济区域，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当然不是一道人为的国界线所能分隔得开的，双方贸易往来依旧频繁。南宋铸造铜钱虽远少于北宋，但较之金，还是多很多的，加之北宋铜钱的遗存，南宋铜钱存量自然要远大于金。物以稀为贵，既然金境内铜钱存量少，其购卖力自然高于南宋，南宋铜钱随着贸易大量流入金境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南宋朝廷在此设置铁钱专用区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从最终效果来看，南宋朝廷的这一措施并不成功，不过考虑到当时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也只能如此。

南宋的江北地区与割让给金的中原地区原本就属同一经济区域，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当然不是一道人为的国界线所能分隔得开的，双方贸易往来依旧频繁。南宋铸造铜钱虽远少于北宋，但较之金，还是多很多的，加之北宋铜钱的遗存，南宋铜钱存量自然要远大于金。物以稀为贵，既然金境内铜钱存量少，其购卖力自然高于南宋，南宋铜钱随着贸易大量流入金境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南宋朝廷在此设置铁钱专用区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从最终效果来看，南宋朝廷的这一措施并不成功，不过考虑到当时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也只能如此。

与铜钱铸造不同，南宋铁钱年铸造量要大于北宋。根据史藉中关于宋代铁钱监的铸币额统计计算，南宋乾道以前，每年约铸11万贯，到了乾道至端平年间，铸造量有了较大增加，年均约铸60万贯。下面本文将对四川和江北两大专行区的铁钱铸造、流通情况作分别考察。

四川铁钱直接沿袭北宋制度。南宋初年，四川地区曾一度停铸铁钱。“建炎二年，转运司以铸钱数多，难于流转，造自变量少，其价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权罢铸钱十年，权留鼔铸本钱称提引价，不待报遂行。”①从这段记载看，停铸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当时在四川铁钱发行过多，而钱引则数量相对不足，出现铁钱轻钱引重的现象。南宋初，称提钱引是四川铁钱的一个主要作用，此时钱多引少，自然要停铸。二，与铜钱一样，当时铁钱铸造也存在经济上严重亏损的问题。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川陕旧皆行铸钱，祖宗时，益、利、夔三州皆有铁冶，故即山铸钱。邛州旧铸钱十万缗，建炎初，转运判官靳博文以为岁费本钱二十一万，得不偿失，乃罢之。”铸10万，成本需要20余万，确实离谱。当时南宋政权初建，战乱不休，军费浩大，财政严重吃紧，在此情况下，停铸铁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宋政府计划在四川停铸铁钱10年，但是实际上停铸了18年，即建炎二年（1128）开始停铸，绍兴十五（1145）年复铸。

（绍兴十五年秋七月）戊申，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请也。刚中言：“祖宗朝立法，约四川所有见钱对数印造钱引，使轻重相权，昨因军兴，调度滋广，印造寖多，又有司申请，为阙鼓铸本钱，遂废罢钱监。其金州一带铜钱迤逦透入川路，相兼转用。铜钱不多有，而民间铸造农器、锅釡及供应官司军器，积日累月，销镕川钱殆尽，以致剑外州县全阙见钱行使。窃恐称提不行，牵连以里州县引法弊坏，有悮国事。”疏奏，不待报遂行。刚中以利州山林多，铁炭易集，乃命本路转运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监官、检勘、监门、物料库官等六员，军匠五百人，后增铸至十五万缗。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岁用盐官钱七万缗、三路称提钱二十四万为本，率费钱二千而得千钱云。

建炎二年(1128)，停铸四川铁钱后，在绍兴十五年（1145）复铸。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额为10万贯。郑刚中在上文中讲，在四川停铸以后，铁钱数量减少，在钱引的称提上发生问题，原来铁钱是交子和钱引的准备金。铁钱的流通量或多或少都在钱引称提时出现问题。这里说的大钱是可能是当二钱。后来岁额增到15万贯。但是这时也是用二文钱才能铸一文钱，出现得不偿失的现象，铁钱铸造量愈多愈赔钱。但是在利州绍兴监铸造的铁钱的主要用途是称提钱引。“（绍兴）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

此处引文里可知，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利州绍兴监岁铸额为10万缗，但是10万缗当中大、小钱各有5万缗。当时大钱是当二钱，绍兴二十五年（1155）利州绍兴监的实际岁额是15万缗。“绍兴十五年，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始复利州绍兴监，铸大、小钱岁各五万。”

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利州绍兴监的岁额为9万缗。“（绍兴二十三年夏四月）乙酉，诏利州岁铸钱以九万缗为额，视旧额减五分之二（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书可参考），仍并铸折二钱。”此处引文讲，9万缗是以前利州绍兴监岁额的3/5，故绍兴二十三年以前，绍兴监的岁额为15万缗。当时四川利州绍兴监以外的钱监铸造量不可知。虽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宋史》里有关绍兴二十三年（1153）岁额的记载，但是这些史料都讲，当时邛州惠民监也铸铁钱。可是实际上惠民监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复铸铁钱，所以这两条史料有错误的。“今边事宁息，望将两州依旧鼓铸小铁钱。上曰：“[王]知远所论，于钱引实有利害，可委总领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后未及行，知远白石人也。（绍兴三十一年，邛州复铸钱）”

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钟世明乞请铸大钱。“（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钟世眀乞四川诸路应系大铁钱，并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责拘收。从之。”在利州绍兴监岁额为6万缗，6万缗中大、小钱各有2万。

在绍兴三十年（1160），利州绍兴监以外，施州、南平军也铸铁钱。“（绍兴三十年）初，夔路施州、南平军岁铸铁钱皆有定额。至是，施州以民户难得铁炭为词，令分输正色铸钱七千余缗，三分折纳价钱。计三千余缗，并充省计之用。而南平军亦以矿苖渐少，岁铸仅千缗，视旧额不及十分之。夔钱益耗矣。”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嘉州铸铜钱时原料供应不足，故复置邛州惠民监。邛州惠民监岁额为3万缗，利州绍兴监岁额为9万缗。绍兴末年四川邛、利二州的岁额为12万缗：

（绍兴三十一年戊申）诏卭州复置恵民监，岁铸铁钱三万缗，利州六万缗为额，内大小钱各半。初，议者请复嘉、邛二州鼓铸。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言：“嘉州无铁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额衣甲铁炭改铸夹锡钱，而令利州以铸钱所余铁炭对数打造衣甲，委逐州守臣提举措置，仍录属总领所。”从之。（利州六万缗，计用本钱十一万四千余缗，邛州三万缗，计用本钱三万九千七百余缗。淳熙六年十月，并改铸一折三钱。）

在淳熙六年(1179)，始铸折三钱。“淳熈六年，总领李昌图奏：“利、邛州两监所铸钱，官费本钱倍于息，且鼓铸有限，而民间鉟销无穷，若不更革，钱重引轻，必坏引法。乞罢铸两监折一小钱，比折二钱稍増铢两，改铸折三大钱，及将崇宁、大观折二大钱并作折三行使。”诏从其请，逮今行之，以为利焉。”淳熙十五年（1188），利州铸折三钱3万4千5百贯，邛州铸折三钱1万2钱5百万贯，共铸4万7千万贯。

在嘉定元年（1208），在利州始铸当五钱，绍兴、惠民两监铸30万贯。“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共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而盗铸滋多，而总所方患引直日低，虽盗铸不禁，盖欲钱轻则引重也。”到嘉定七年（1214）邛州嘉定监被罢废。“（嘉定七年冬十月）戊戌，废邛州嘉定监。”嘉定七年（1214）以后，关于四川铁钱的情况不复见于文献记载。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攻入四川，成都、利州监、邛州监等地区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很难维持铸钱。

江北铁钱区属南宋新创之铁钱区。在南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是原本行用铜钱区，但是宋廷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在东南地区沿长江以北新建立了铁钱区，与川陕铁钱区联成一片。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江北铁钱去的建立情况：

淮上旧铸铜钱，兵火后，舒州不复铸钱，但行饶、建等州钱而已。乾道初，林枢密安宅为右谏议大夫，议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而即蜀中取钱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参政，言其不可。上问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缗，一州以万户计之，毎家才得数百，恐民间无以贸易，且客无回货，盐场有大利害。”上以为是，乃不行（元年九月丁巳），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费、和二州而已。”

按照李心传的记述，江北铁钱去的建立之初，宋廷比较犹豫，政策有些反复。对于这一反复《宋史》也有反映，据《宋史·孝宗纪》说（乾道二年）八月辛未朔，诏两淮行铁钱，铜钱毋过江北。；乾道三年（1167）宋廷又废除铜钱过江的禁令，两淮复可以行用铜钱和会子。

江南人过两淮时把见钱和会子兑换交子，行用铁钱措施中为何提会子和交子兑换的事情。其原因是铜钱是会子的准备金，在宋代一般情况下，铜钱和会子兑换使用，交子和铁钱也是如此的关系。故会子和交子兑换，可以说铜钱和铁钱的兑换。

在乾道四年（1168）置和州铸钱监，乾道五年（1169）在淮西始铸小铁钱。在乾道六年（1170）置舒州铁钱监，舒州同安监岁额为35万、蕲州蕲春监岁额为15万，两监共铸50万贯。“（乾道）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复伸前议。六年夏，遂令司农寺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即舒、蕲二州铸夹锡钱。舒州同安监岁二十五万缗，蕲州蕲春监十五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