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儒家最高的处世哲学，然而在帝王面前也不过形同儿戏，生生地将自己的快乐建在了儿子的痛苦上。

在唐朝，父子兄弟争妃的事情不乏其例，威名显赫的太宗李世民在夺取江山后，曾纳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妃子杨氏为妃；高宗李治所立的皇后武则天，本是父亲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所以到了玄宗李隆基手里，也是心生欲火，不甘寂寞，上演了父夺子媳的闹剧，为唐帝王乱伦的百丑图上，增添了一幅形象逼真的淫乱写意，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有证据显示，当欲望成为人们心中唯一的追求时，那么他浑身所有的神经，便都处于吸食鸦片后的一种亢奋。玄宗见了儿媳妇杨玉环，就像一个被重新点燃青春之火的年轻人，开始陷入一种近乎疯狂与痴迷的热恋之中。

据说在骊山温泉初次召幸杨玉环后，玄宗如获至宝，欲满情怀，其举动不亚于情窦初开的浪荡公子。特别是出浴后的杨玉环，风情万种，更加娇艳妖冶，看上去就如弱不禁风的沾水芙蓉，撩得玄宗欲火焚身，当夜便赠予金钗花钿，拿出磨金步摇，亲自为杨玉环戴上，遂如饿狼般揽在怀中，颠鸾倒凤，无所顾忌，一夜宫灯都没有熄灭。

骊山相会，老夫少妻，对于22岁的杨玉环和56岁的李隆基来说，各自生活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老树不禁萌生新芽，而且是枝挺叶茂，生机勃发。

玄宗将朝中大事，皆委与宰相李林甫处置，自己则深居简出，“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如春”，后宫三千佳丽，皆被抛之九霄云外，全成了冷宫落雁。他与杨玉环春夜漫漫，仍苦其短，日上三竿，犹恋床笫，两人耳鬓厮磨，形影不离，为中国历史谱写了一曲老夫娇妻的爱情喜剧。

不过有道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玄宗乱伦夺媳的代价是天怒人怨，神鬼共愤，尤其是那凄惨的悲剧结局，最后为李杨之恋的绝唱，画上了一个令人难以赞美的句号。

历史的记忆，并不是在雕刻成形的模具里面产生，而是在毫无规则的运行中留下的痕迹，然后由后人书写编纂而成的记录。在这些书写的封建社会记录里，后妃宫女们要想得到皇上的宠幸，没有天生丽质是不行的（那些开国皇帝的糟糠之妻另当别论），但是她们仅仅有娇艳的美貌还远远不够。

试想后宫三千美人，佳丽云集，又能有几个是丑如东施的？况且这美与丑的标准也无定规，每个人的审美感觉不同，对于美的评判角度也就不同，若不是如此，何来“环肥燕瘦”之说呢？所以美貌只是前提条件，关键要美而有态，色而有致，美出一种韵味来。如果骨子里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神韵，那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真美。

杨玉环是唐代第一美人，当然是具备了这么一种神韵，因此才能够得到玄宗如胶似漆的爱恋，也才会演绎出父夺子妻的千古闹剧。而且自古以来，年轻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吊男人胃口的美味，所以说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最初应当是受其容貌的吸引。

其时的杨玉环正值青春年华，更兼天生丽质体态丰韵，又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还有曾为王妃的经历，举止娴雅雍容华贵，举手投足恰到好处，确如白居易《长恨歌》所描摹的那样：“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所以说李隆基是“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一点儿也不为过分。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曾有子纳父妻、弟纳兄妇的习俗。不过李唐家虽然流淌着西域民族的血液，表现出民风开化的风尚，但是依然受着传统儒家的封建礼教束缚，而且朝堂里卫道士们居多，所以即使是天骄皇帝，也不敢公然违背亘古传递的伦理纲常，总得找一点即使自己也说不过去的理由，用来搪塞一下天下众人。

而且太宗夺嫂也罢，高宗娶娘也罢，都得是绕着弯儿办成的，所以在朝野官吏看来，玄宗的举动颇有“乱伦”之嫌。或许连当事者也觉得理屈，因此做起来也缩手缩脚，他既想达到目的，又不能不遮人耳目，所以也就不能明媒正娶，张灯结彩地将杨玉环迎入宫中。

这种先做公公再做新郎的事情，设若放在民间也就是一桩趣谈而已，然而放在当朝皇帝的身上，却是要成为历史的笑柄了，所以玄宗也不可能没有顾忌。只可惜当时没有人去做历史的考量，而此时此刻的李隆基呢，自从与儿媳妇同床共枕、云雨初度后，已将陈年枯塘里的欲水溢得忒满，灵魂迷离早已出窍，何况绿帽子已给儿子套牢了，岂能就此善罢甘休，偃旗息鼓？再说世之常情，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令人心驰神往。

玄宗是天子，而且是一位性格坚毅的天之骄子，曾经弑过太后，缢过姑母，做事情当然不可能半途而废。不过玄宗也知道，小不忍则要乱大谋，即使自己身为天子也不能例外，于是就千方百计扯来一块遮羞布，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玄宗做这种事儿，当然少不得高力士，按照玄宗的旨意，高力士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当初玄宗10岁时，他的生母窦氏被武则天秘密杀死于神都（洛阳）内宫，玄宗继位后，随即将生母奉为皇太后，并把每年正月初二这个日子定为母后的忌日，例行祭祀悼念。

如今玄宗为使杨玉环能够尽早脱离寿王府，有一个看上去名正言顺的身份，便让她自度为女道士，并赐道号太真，入住太真宫，去为母亲窦太后荐福。而且此时的玄宗，也没有忘记自己做父皇的职责，又煞费苦心地找来御妹，册命左卫中郎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以求安内先得攘外，慰藉儿子李瑁心头的夺妻之恨。

可怜的寿王李瑁，先是失去母后再失爱妃，这会儿却是又得母妃又得爱妃，只是曾经的爱妃已经成了母妃，对此自己到底是该喜还是恨呢？他的心里直像是吃了五味果子，酸甜苦辣咸，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而且宫里的明眼人都知道，玄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掩耳盗铃而已。太真殿位于大明宫中，通过复道可达玄宗居住的兴庆宫，往来十分方便。杨玉环名为太真道人，实际上已得到异乎常人的宠幸，在宫中穿红披绿，尽兴梳妆，与玄宗高唐云雨，朝夕不离，可谓是“游穷巫峡情难已，搅碎温柔不肯休”。宫中嫔妃对其无不毕恭毕敬，史书称她是“礼遇如惠妃”，恩宠与日俱增，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册封为贵妃。而且宫中长期没有皇后，所以宫人皆呼杨贵妃为“娘子”，威仪更胜皇后。

玄宗一生好色，尤其到了老年以后，放弃了金戈铁马的追求，精神更加空虚，女人似乎就成了他唯一的嗜好。而杨玉环容貌妖冶，言辞敏捷，举手投足，万千杨柳，有着年轻女子的美貌，少妇的妖娆，乐伎的清柔，其柔媚中透着纯真、直率、泼辣甚至带着一点放纵，尤其是她不像宫中后妃那样循规蹈矩，时而表现出平民女子的野性和美人的娇嗔，很讨玄宗欢心。

在她身上，既有四川妹子的麻辣味，又有山西女子的醋酸劲，一笑一颦之间，不仅能给玄宗带来更多生理上的快慰，而且能使他精神上获得极大的愉悦，仿佛是一剂优质的强心针，足以使玄宗濒于死寂的心脏复活，并且毫无节制地狂跳起来，内心得到了从未有的满足，玄宗兴高采烈地对高力士说道：“朕得玉环，如获至宝，实是平生第一快事。”并且亲自谱写了新曲《得宝子》。

其实以生理与心理来考量，别以为男人们外表看起来叱咤风云，横行天下，实际上脆弱得像个孩子。所以聪明女人拿手的招数，就是自己既要来做他的孩子，给他以自尊和快乐；又要去做他的母亲，给他以呵护与支撑。为他喜而喜，为他忧而忧，和他融为一体，同病相怜，和衷共济。

如此在男人们的眼里面，女人的狐媚与色相只是暂时的，只有真诚的爱才是长久的。杨玉环是否就是这样做的，不得而知，但是共同的爱好，使她与玄宗已超越了通常帝王与后妃联姻的政治纽带，更超越了利益结盟的利用关系，而成为一对志趣相投、琴瑟相和的情爱夫妻。也许正是如此，玄宗与贵妃高山流水，比翼齐飞，相见恨晚，结为难得的艺术知音。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年龄的悬殊，地位的高低，并非是阻隔婚姻爱情的天堑鸿沟，帝王与百姓同样如此。从李杨的爱情看来，同床并非有异梦，知音才能常快乐。对于玄宗来说，杨玉环可谓是一位奇女子，她除了有美若天仙的容貌，善解人意的慧心，还善歌舞，通音律，具有超常的艺术修养。而玄宗呢，他的父亲睿宗曾以喜音律而著名，所以他自小耳濡目染，长大后尤知音律。

特别是在作曲方面，他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即事谱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甚至比乐工还要技高一筹。并且他能够弹奏好多种乐器，尤其是精通羯鼓，曾多次在宴会上击鼓尽欢，成为当时宫廷音乐界的一大盛景。

不久后，玄宗亲谱《霓裳羽衣曲》，随即召见杨贵妃，叫侍女铺上红毡，令乐工奏此新乐，自己亲自击鼓，指挥乐伎们演奏起来。

杨玉环载歌载舞，对乐曲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始料不及，兴奋不已，两人顷刻间都沉浸于灵犀贯通的音乐意境之中。杨玉环对《霓裳羽衣曲》的配舞，既注意吸收了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蹈的回旋动作，因而使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乐声婉转若凤鸣鸟啼，舞姿翩跹如天女散花。

乐曲与舞姿的协调，几乎达到了美轮美奂的完美境地，让观赏者宛若身临众仙齐舞缥缈神奇的瑶池之会。随着音乐的玉盘落地，杨玉环缓缓地停了下来，轻移莲步来到席前，向玄宗深深地道了个万福。直乐得玄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仿佛如梦初醒，如痴如醉道：“千古一美人，群芳何所及，朕这《霓裳曲》，可喜传万世。”遂赐杨贵妃以金钗钿合，并亲自插在她的鬓发上。

从此以后，玄宗对杨贵妃依恋里更多了一缕敬重。一次杨贵妃随玄宗游幸绣岭宫，看到侍儿云容当场献舞，轻舒罗袖，曼转娇躯，不由得兴致勃发，即席填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赠张云容舞》，后被收录于《全唐诗》里：“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这是以女人写女人的舞姿，比之秋烟芙蓉，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是出神入化，令在场的玄宗瞠目结舌，更为杨贵妃擅歌舞与诗赋的才气倾倒不已。

由于两人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不但使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而且还吸收了外来文化，培养了音乐人才，对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持开放交流态度，使边地乐舞得以在中原地区流传，从而推动了盛唐时期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繁荣，成为这场爱情悲剧的亮色之一。

历史依旧远行，在马不停蹄地向前驱使着，并不会因为李杨的老夫少妻故事而停留片刻。或许岁月的流水，可以冲淡某些人物的感情纠葛；或许岁月的醇酒，可以散发出生活的若干芬芳来，但是决然不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在宫廷生活的风浪起伏中，不知杨玉环是天性使然，还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反正是她的表现智巧过人，仅仅以缠绵之情取悦着玄宗，尽量远离政治的游涡。在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她只是一个足不出后宫的女人，宫外世界的事情，大都是从书籍奏章上看到的。她也不想学武则天、韦太后、太平公主那些前辈们企图干政治理天下，因此她从来不干涉朝政，恃宠弄权，这或许从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玄宗对她的宠爱。

晚年的玄宗，对于女性美的渴望，已由少年天子那种单纯迷恋肉体情欲，逐步进化到了对审美情趣的追求，更加看重的是彼此间感情志趣的投合。

两人也逐渐由最初的一厢情愿，演变为相互依赖、相互眷恋的恩爱伴侣，甚至成为如胶似漆、水乳交融的一对交颈鸳鸯。“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先秦孔子的《论语·卫灵公》）指的是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人，就不可能在一起谋划共事情。

由此可见，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情爱，主要还是志趣相谐，情意相投，对此本应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玄宗过度地沉湎于美色，荒诞了政事，对于国家安全埋下了不可饶恕的隐患，这不能不说是这场爱情经典中一个致命的缺憾。

这里有必要提及骊山，因为它是李杨之恋一个不可或缺的见证。骊山位于古长安东北临潼县，重峦叠嶂，景色秀美，为历代定都长安皇朝的度假胜地。尤其是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碧波荡漾，明澈清莹，浴后通体舒畅，有着疗病养颜的诸多功效，被称作“天下第一汤”。

当年杨玉环在温泉奉诏沐浴时，把牡丹皮、桑叶、荨麻等浸入水中，然后用手轻拍全身，尤其是面部皮肤，出浴后光彩柔媚，不胜罗绮，《长恨歌》写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两人再次故地重游，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纵情于歌舞欢宴之后，更有超越封建礼法，回归人间真爱的趣韵，曾被无数文人墨客着力渲染，引得后世竞相传诵的“长生殿七夕密誓”就是这种深挚感情的佐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三百年后的宋代文豪苏轼夫子这曲《水调歌头》，是否也可作为当年玄宗贵妃长生殿七夕密誓的脚注？骊山晴空万里，柔和的月光，遍照华美的楼阁，又低低地透进雕花的门窗里。

玄宗和杨玉环华清池浴后，携手来到长生殿前，共同欣赏这美丽的月色。只见牛郎、织女星格外含情，醉眼蒙眬闪烁着，撩不散人心扉。

杨贵妃静对星空，合掌祈祷道：“妾见牛郎织女，鹊桥初度，想必夫妻恩爱相逢，银河虽阔也难阻隔。妾对二星盟誓，愿与陛下天长地久。”对于这一段情景，李白后来曾作《清平乐》赞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 下逢？”

玄宗很喜欢赏月，尤其是月色中的静雅，幽情，浪漫与神秘，而且在人文世界中，月亮还代表着阴性，象征着女人，所以喜文的人喜欢月亮，贪色的人也贪婪月亮。玄宗是既喜文又贪色，当然就更加偏爱月亮了。此时他听罢杨玉环的誓词，不由得激荡起无限情思，遂拉起杨玉环的手跪倒在地，合十当胸，信誓旦旦地说道：“皇天在上，后土为基，朕与贵妃心心相印，在天做比翼鸟，在地为连理枝，此生此世，永不分离！”

月光下，他亲手燃起三炷长香，深情地看那香烟慢慢缭绕散去。白居易在《长恨歌》如此描述道：“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令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相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美的内涵，归根结底是一种个性，一种成为其独有的个性。

正是由于玄宗的宠爱，杨玉环的“美”才真正地显示出来。当然人体美除了天生丽质外，还需要后天的保养，杨贵妃也不例外。唐代时期的美容物品以铅、汞为主要原料，长期使用会导致慢性中毒，皮肤老化，脸部留下褐斑。所以杨玉环摒弃传统的浓妆艳抹，讲究蛾眉轻扫的淡妆，从而显示出自然美来。

当玄宗听说荔枝性甘平无毒，内含丰富营养，久吃能够益心脾，养肝血，美肌肤后，每逢荔枝成熟的季节，总要派专人通过五里一站、十里一驿的快速传递，从南方运送带露的新鲜荔枝，供杨玉环专用。杜牧为此有诗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从而留下了历史上又一“妃子笑”的典故。

据说当时有一种美酒，是用高山上的清晨甘露酿造而成，因而美酒醇香芬芳，清而不淡。有人作诗云：“华清笙歌霓裳醉，贵妃把酒露浓笑。”为此被玄宗封为御酒，取名为“露浓笑”。贵妃每次饮此酒后乘马时，都是由高力士亲自执鞭，可见杨贵妃其时的承运之深。

不过至今人们都在猜想一个谜团，玄宗虽然极其宠爱杨贵妃，将其所有的恩惠都施加到她的身上，连其亲戚朋友都提拔为重要官员，甚至让民间产生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风气，但却一直不肯加封她为皇后。

事出当然是有因的，大约在玄宗看来，一是自己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宗法伦理常情的主体依旧存在，如此这样的皇后，恐怕无法“母仪天下”。

二是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势必引起寿王李瑁的嫉恨，难免会产生不必要的朝廷内讧。

三是杨贵妃得宠后鸡犬升天，逐渐发展成庞大的政治力量，必然要遭到大臣的极力反对。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玄宗不能封她为皇后，这就是杨贵妃跟随玄宗后，一直没有子嗣。

至于杨贵妃为什么没有生育，我们无从得知，但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是要继承大统的。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荣，一而二，二而一的。而当时的太子已立多年，杨贵妃又迟迟没有能生个儿子，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

当然，如果玄宗非要霸王硬上弓，立杨贵妃为皇后，也并非不是没有可能，但是那样很可能就会引起太子、寿王与朝廷大臣们的反对，甚至还会导致发生宫廷政变，如此就会得不偿失，玄宗是断然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不过杨贵妃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从来也没有请求玄宗立自己为皇后。想想看，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于一身，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她只需要发挥自己的美艳多才，把玄宗伺候得舒舒服服，便永远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后。但是仅仅凭此，有的人就将唐朝的衰败归罪于杨贵妃以为罪魁祸首，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倒是由于杨玉环受宠愈炙，声势愈加煊赫，仅其杨家一门就出了一个贵妃，两个公主，三个郡主，三个夫人，社会上居然流传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歌谣。在封建宗法史上，姓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的符号，它还代表着门第、家族、荣辱、权势和地位。

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里，一个姓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皇帝高兴时，会将自己的姓氏赐予他人，以示一种恩宠。

反之，姓氏有时候也会与耻辱牵扯在一起，譬如宋代的秦桧，因残害忠良而为后人不齿，所以秦姓后裔多不去祭拜，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到墓前愧姓秦。”

也正是如此，杨玉环被宠得道后，杨家也是满门“鸡犬升天”，她的生母被封为凉国夫人，亡父杨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叔父杨玄珪升授光禄卿，兄杨铦为殿中监（后授三品、上柱国）。三个姐姐也都因才色双全得到恩宠，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玄宗还亲自为杨氏御撰和御书家庙碑，使杨家权势倾覆天下。

有例为证：一次杨家中秋夜游，与广平公主的随从在出西市门时相遇，因为前后顺序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杨氏家奴狐假虎威，挥舞马鞭乱甩，将公主惊下马来，驸马薛昌裔也遭到了鞭打。事后，玄宗虽然下令杀了杨氏的那个家奴，但驸马爷却也被免去了官职，杨家的威势可见一斑。

到底是杨贵妃的蓄意所为，还是玄宗的肆意放纵，总之杨家的权势如日中天，势必会受到投机者的觊觎，谁者？奸雄安禄山也。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安禄山入朝谢恩，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

安禄山狡诈成性，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道：“前不久营州境内出现害虫，蚕食禾苗，臣便亲自焚香祝天说道：‘臣若心术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臣话音刚落，就忽然飞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间把虫子吃得精光。”这本是安禄山编排的一派胡言，却因为他讲得绘声绘色，仿佛煞有介事，玄宗听后居然大喜过望，以为安禄山对己忠诚无二，遂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一个篱笆三个桩，作恶多端者也懂得这个道理。其时，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是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因此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能担当重任，而且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

其时这三个朝中重臣，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在安禄山离京返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安禄山饯行，给以汉将都少有的殊遇。朝中三月，世外十年，安禄山发现杨贵妃宠冠六宫，从而隐隐约约感觉到：要想在玄宗面前长期受宠，必须博得杨贵妃的欢心。这个想法一经确定后，安禄山便使出浑身的解数来。

天宝四年（745年），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故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部落。以前唐朝廷奉行的和亲政策，分别把公主嫁与奚、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由于安禄山的恣意妄为，导致奚与契丹纷纷与唐王朝断亲绝交，杀掉公主叛唐。不过，安禄山也凑巧打了几次胜仗，于是回军后上奏道：自己在边境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谎言来取悦玄宗。

玄宗听后，不分青红皂白，当即命令修祠建庙，祭祀前朝名将。安禄山见玄宗又听信了自己，就装得更加憨直天真，言谈话语时，常让玄宗觉得可爱又可笑，遂传谕杨贵妃的侄子杨铦、杨锜，与安禄山以兄弟相称。

天宝六年（747年），安禄山再次入朝，在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道：“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听罢心花怒放，觉得安禄山忠心可嘉，不禁龙颜大悦。安禄山见自己的阴谋得逞，于是捏着鼻子偷偷地笑了，原来皇上也是个傻帽，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

别看安禄山外表憨直，内心却极为阴险狡猾，很善于用愚笨的表象，来掩盖自己的内心世界。尽管他的年龄比杨贵妃大整整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子。据野史传闻，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后，两人私下关系格外密切，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甚至有时候在宫中通宵达旦，常有不雅绯闻传出。

天下无耻之徒们的勾当，常让文人儒士出手写作时候也感到汗颜。安禄山虽然不学无术，却有着厚颜无耻的脸皮和作奸犯科的心计，他百般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是另眼相看，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有一次他去拜见玄宗，见了旁边的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指责他目无太子。

安禄山却狡黠地说道：“臣为番人，不识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何样官人？”玄宗解释道：“太子就是储君，朕百年后将要传位于他。”安禄山这才面带诧异，装腔作势地说道：“恕臣愚顽，只知天下有陛下，而不知有太子，罪该万死。”说着偷觑着玄宗的脸色，才勉强跪地做了下拜。

安禄山并非无知，而是故意为之，因为太子当时还不怎么受宠。他深知杨贵妃在玄宗心目中的分量，所以每次入见时，常常是先拜贵妃，然后才去拜玄宗。

玄宗感到奇怪，就问他何以如此，安禄山回答道：“我们胡人从来都是先母而后父。”这让玄宗感到非常欣慰。据史载，安禄山的身体特别肥胖，大腹便便垂过膝盖，自称腹重为三百余斤，所以每次走路都要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在乘驿马入朝时，每个驿中都要筑一个平台，专门为他换马设置，称之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被累死。

驿站官吏们，也要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匹才能使用，而且在鞍前要特装一个小鞍，以承装安禄山大腹之用。

为了讨得圣上与贵妃的喜欢，安禄山也是绞尽了脑汁，甚至打起了下三滥的主意。安禄山知道玄宗年事已高，和贵妃年纪相差太多，老夫少妻的私生活难得协调，便千方百计从胡地弄来100粒像粳米大小、色泽殷红的助情花籽。他神秘兮兮地告诉玄宗，说是每晚只需口服一粒，就能强身健体，直乐得玄宗将其当作宝贝珍藏起来，按照安禄山的嘱咐定期服用。他还用牡丹皮、杏仁、滑石、轻粉等制成太真红玉青，私下送给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施用十日后，面色如红玉，后来成为历代佳人美容的秘方之一。不久，玄宗就册封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若要论起偷鸡摸狗这档子事，安禄山自然是驾轻就熟，歪方怪招千变万化。有一天，他向玄宗献上一笼白鹦鹉，这只鹦鹉能模仿人语。玄宗正要问它有何缘故，却见鹦鹉甜甜地叫道：“谢万岁恩典！”原来安禄山在进献之前，先教会了鹦鹉赞美皇上贵妃的话。

见玄宗还未开口，鹦鹉又甜甜地叫道：“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下子玄宗高兴了，对左右侍臣说道：“贵妃素爱鹦鹉，可宣她出来一同玩赏。”只听见里面环佩叮当，暗香盈室，鹦鹉不失时机又叫道：“娘娘来了，贵妃娘娘来了！”杨贵妃刚刚步出珠帘，却又故意退后几步，似要作回避状。

玄宗召唤道：“安卿不是外人，无须回避。”杨贵妃这才轻移莲步，被宫女众星捧月地簇拥着姗姗而来。

玄宗指着鹦鹉对她说道：“此乃安卿所献，爱妃以为如何？”杨玉环仔细地看了一番鹦鹉，说道：“鹦鹉并不罕见，只是白鹦鹉比较难得，何况它又习人言呢！”言下之意十分喜欢，遂将其称之为“雪花女”，宫中左右则跟着称作“雪花娘”。

玄宗说道：“爱妃既然喜爱，就把它收养在宫里面吧！”安禄山见状，即刻倾覆在地口呼母后，以儿孙之仪拜见贵妃。后来这只“雪花娘”被老鹰啄死，玄宗与杨贵妃十分伤心，将它葬于御苑中，称之为“鹦鹉冢”。后来元朝诗人杨维桢《无题效商隐体诗》云：“金埒近收青海骏，锦笼初放雪衣娘。”就是咏及玄宗与杨贵妃的宠物 白鹦鹉的。

杨玉环受安禄山如此之拜，不由得面带红晕，欠身还过礼后，玄宗说道：“安卿镇守边疆，屡立战功，朕念他辛劳，特让他留在京城休养几月。”

杨贵妃随口答道：“贱妾常听李宰相与陛下说起安卿，既然如此，何妨留安卿在京待上一二年呢。”玄宗听了点头称是。当晚命高力士设宴于勤政楼，召集诸杨及亲信大臣侍宴。皇帝登临勤政殿，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幛，中置一锦榻，诏令安禄山坐，来表示对他的恩宠。

太子进谏道：“自古以来幄座不是人臣应当享有的，陛下宠爱安禄山过分，必然要骄慢。”玄宗却依旧按部就班，对之置若罔闻。

夜色降临后，玄宗与杨贵妃携手登临，顷刻间勤政楼珠帘高卷，金碧辉煌。安禄山抬眼看时，见杨玉环与三个姐妹各执管笛、琵琶等乐器，玉指轻揉，吹拉弹唱，宫廷里顿时响起悠扬的音乐。

那乐声起时犹如昆山玉碎朱霏散，落时犹如清溪细流过平沙，行时犹如月塘风荷滴秋露，终时犹如曲径春雨湿落花···三杨弹奏余韵未止，安禄山已是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不由得走到御席前，深深一躬启奏道：“圣上，蕃臣本愚昧，虽不识音律，却只觉得悠扬悦耳，听起来奇妙无比，真是盛世元音！然有乐不可无舞，跳胡旋舞乃臣所长。”

玄宗笑道：“爱卿如此肥胖，也能跳得胡旋舞么？”

“臣当献丑！”安禄山一面说着，一面就跳起《胡旋舞》来。起初还显得有点笨拙，但是接下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以至大家只见一个大肚皮辘轳圆转，灵活自如，在眼前不停地晃动。随着乐声停止，安禄山居然口不喘息，面不改色，毕恭毕敬地向着玄宗跪拜行礼。

玄宗看着他的腹部，笑着问道：“爱卿肚中何物，既然如此轻快？”安禄山诙谐地答道：“末将肚中更无余物，唯有一颗赤心耳！”玄宗被他的赤诚所感动，不禁开怀大笑。

为了逢迎玄宗的好大喜功，安禄山回到驻地后，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诡计：将奚、契丹族人的头领召到军营宴饮，其时在饭食里放入麻醉药，然后将他们的首级割下，送往长安报功请赏。这样令玄宗感到无比欣慰，连声赞叹道：朕有禄山镇守边关，便可高枕无忧了。

不久，玄宗赏赐安禄山铁券（免死牌），天宝九年（750年）五月，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此开启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而且胡人任将帅、领节度使，也都是由安禄山开始的。为了使边关将帅都能取法安禄山，死心塌地成为唐王朝的戍边堡垒，在年终考核地方官员时，玄宗特命安禄山到长安报功领赏。

安禄山心有灵犀，随即带着8000名奚、契丹降俘，运着几十车奇珍异宝、金银古玩到达长安。玄宗亲自到望春宫等候，而杨氏兄弟姐妹们，更是率领众多的仆从，驾着无数豪华车轿迎候在戏水边上，以至皇宫到戏水之间冠盖蔽野，从者塞道。

总结玄宗用人的历史，如果把李林甫比作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那么杨国忠就是一条凶恶残忍的豺狼，而安禄山则是一头丧心病狂的疯狗。而且比之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的阴险狡诈，安禄山更多了一层伪装色。他貌似忠诚，实则险恶，时常借故来到京城献珍禽异兽，以讨得玄宗的欢心，并且对圣上身边的侍臣宦官更是百般献媚。

他还使人留驻京师，探听朝廷的动静，所以玄宗每次与之问话，安禄山都能点滴不漏，对答如流，颇顺朝廷圣意。尤其是在对待杨贵妃上，可谓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不时地私赠珍物，以赢得枕头香风。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的生日，恰逢他在京城长安休息。玄宗与杨贵妃对他们的“胡儿”格外恩宠，赐华美的衣服，赏传世的宝器，赠丰盛的酒馔，其奢华程度甚至胜过亲生。

杨贵妃在醉意朦胧之际，笑着对安禄山说道：“按母后家乡风俗，三朝要行洗儿礼哩！”杨贵妃本来随意一言，只不过是逗安禄山的玩笑话。安禄山却故意弄假成真，三日后溜入后宫，非要杨贵妃给他洗礼不行，还故意呱呱学着婴儿啼叫。那只白鹦鹉，也一个劲儿地跟着学叫。这一人、一鸟相互唱和，逗得杨贵妃和宫女们捧腹不止，哄堂大笑。

杨玉环也是借风扬沙，让宫女们找来一条锦绣大被，权且当作一只大襁褓，像裹婴儿一样地将安禄山裹住，然后让宫女们用彩舆抬着在宫里来回走动。柔弱的宫女们抬着肥胖的安禄山，总是摇晃着步态不稳，弄出许多笑话来。

宫女们边摇彩舆边唱道：“皇上贵妃多福寿，后宫生下只大肥牛！”安禄山也借机卖弄憨相丑态，故意使劲摇荡彩舆，更如同晃动的婴儿吊床一样，博得宫里满堂喝彩。

玄宗听得后宫里一片喧闹声，就走了过来，宫人们对他说道：“贵妃娘娘正在为禄儿洗礼，真的挺有意思哩！”玄宗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就站在一旁拍手助兴。等到洗儿礼结束后，他既赐给贵妃洗儿的金银钱，又赏给安禄山一个吉利红包，然后和他们一起玩到尽欢而散。

现在看来，其实皇帝也是人，只是被人为地罩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而已。有谁能够想到，仅仅在短短五年后的这一天，这些当事者的命运，竟然会发生天上地下的巨大变故。

杨贵妃在马嵬坡下，“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而玄宗呢，则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他们的“禄儿”则黄袍加身，峨冠博带，巍巍然登上了皇帝的金銮宝殿。

史官有云：“国之礼仪，悉以定尊卑，治国度。设若国君不行为君之道，何以能君监天下？父亲不执为父之仪，何以能端正家风？”玄宗既夺子妻，又失君仪，皇帝做到了这个份子上，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时过境迁，现在已无法解释玄宗当时的想法，只知道在那一段日子里，他每日都令诸杨陪侍安禄山，遍观关中名胜风景，遍品长安美味佳肴，天下人几乎都知道安禄山倍受恩宠，权势极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有后人将玄宗失道，安禄山得宠，统统归罪于杨玉环的阴柔与浪迹。若以公理而言，后世人们让杨玉环一人来承担安史之乱的罪责，实在是让人不能信服，也是极不公平极不道德的一个评判。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多少帝王将相，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也曾有多少贤后明妃，倾国倾城独秀于后宫。但是我们很少站在与男人等同的角度上，以国家社稷得失来评判女人的是非功过。设若男人一怒，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尚有人歌功颂德；然而女人回头一笑，令百人妖冶生媚，却要遭人无情讥讽？应该说亡天下者，男人之过失也，是男人自己抵抗不住美色的诱惑，又怎么能反而去怪罪女人的魅力无限呢！

把如此重大的责任推到一个女子身上，是让男权社会下的男人们很丢脸的事情，可是这样丢脸的事情，有时候却是男人们津津乐道，最喜欢做的事情··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设若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多寡论得失的话，就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而言，专制皇帝与妃子间的爱情誓言，多半形同闺中戏语，常常是过眼云烟，随风而逝。

而李杨之间最后的爱情悲剧，却与他们曾经月下为盟的誓词，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反差，确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吸引着许多文人骚客引颈相向。他们或是同病相怜，或是抱打不平，纷纷为之大费笔墨，谱写出一篇篇华美感人的诗文，从而在中国文坛史上酿造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不能不说是李杨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正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写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设若将诗中的“恨”字改为“情”字，或许就更为意味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