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安史之乱”的爆发，表面上是因为将相不和、安杨交恶而引起的，实际上是唐朝社会长期以来矛盾积攒，形成朝廷内轻外重的局面，导致尾大不掉而促成的社会动乱。唐初时，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关中，所以军力是外轻内重，足以护卫京师及其政权。

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朝廷开始设置节度使，允许他们率兵镇守边地，边地军力由此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到了天宝年间，边镇兵力已达到50万，仅安禄山一人，更是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扼关据险，地域相连，拥兵20余万，为诸镇中最强大者。相反，中央的兵力则不满8万，从而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导致了地方威胁中央的危机形成。

而“开元之治”的晚期，由于承平日久，国家无事，玄宗几乎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尤其是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玄宗也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曾将一年的贡物全部赐予李林甫。更为可怕的是，玄宗耽于享乐，宠幸后宫贵妃，把朝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主儿，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专权用事达一十九年。

而杨国忠因杨贵妃受到宠幸，继李林甫攫取相位以后，也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只知搜刮民财，以至于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更加黑暗。而此时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与之分庭抗礼，只有安禄山恃宠自重，对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杨、安二人的争斗与较量，激化了整个朝廷的政治矛盾，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何况是比老虎更残暴、更奸诈的中山狼之辈呢？杨国忠与安禄山的冲突，已是势在必行不可回避，形成水火不能相容的局面。而对此玄宗又束手无策，不加干预，导致两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其实在杨国忠入相前，本与安禄山关系十分密切。两人都是天宝年间发迹，同样受到玄宗的宠遇，只是杨国忠要比安禄山晚了许多。

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安禄山就已经升任平卢节度使，那时候他入朝上殿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皆视如贵宾，出外高接远送。甚至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杨国忠都要上去亲自搀扶。

而杨国忠到了天宝七年（748年），才开始升为给事中，只是起步迟进步快，不久就升至文部尚书，兼管财赋收支，专判度支事等。所以安禄山虽然惧怕阴狠毒辣、老谋深算的李林甫，但是对才能平庸的杨国忠却“视之蔑如也”，始终不把这个“国舅”放在眼内，并且是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这不能不使得势后的杨国忠十分恼火。

天有不测风云，形势在李林甫死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宝十二年（753年）初，别有用心的杨国忠，指使他人制造了所谓李林甫与阿布思勾结叛乱的案件：“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番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崿诸子并谪于岭表。”而有谁能够料到，那个诬告者居然正是安禄山。

当然了，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现象也不足以为怪，两人狼狈为奸是各有所图的。杨国忠意在排斥异己，使自己的专权地位免受威胁；安禄山则是为打击对手，壮大自己实力。所以两人开始结成政治联盟，而且是各有所得，很是甜蜜了一阵子。同年五月阿布思为回纥人所破，安禄山招降了他的部落，从此兵精将广天下莫及，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起来。

然而这种政治结盟，其根基却是非常脆弱的。杨国忠虽然取代李林甫做了宰相，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封建官僚，资历、威望、能力均很有限，所以在安禄山看来，杨国忠只是靠着堂妹这个女人起家，纯属拉大旗作虎皮，沐猴而冠的碌碌之辈，压根儿就不想与他平起平坐，同享富贵，所以两人的政治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联盟也随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

眼看着安禄山势力日益壮大，拉拢不成又无力制服，杨国忠只好在清除李林甫的残余势力之后，利用把持朝政的有利地位，向安禄山发起了犀利地攻击。他多次对玄宗诉说道：“安禄山威权太盛，将来必为国患。”想借玄宗之手将政敌除之。

玄宗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眼里，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是将相不和二人争宠的表现，恰恰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相互制约，所以就采取了一种和稀泥抹光墙的招数，对杨国忠说道：“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势。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都是朕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才是！”杨国忠碰了一鼻子灰，却并不死心。

有一次，他从高力士处获悉：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不和，前几天同时入朝参拜圣驾时，还因为给养供应发生了争执，抽鼻子怪脸的，闹得很不愉快。

关于矛盾与斗争的展开，无论就其客观性质，还是其主观意愿来看，都近似于一种赌博行为，就是要以极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化，最好的结局是：空手套白狼。因此，如果要用斗争行为迫使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对手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境地。杨国忠得到这个信息，就决定利用哥舒翰来压制安禄山，以迫使安禄山俯首就范。

天宝十二年（753年），哥舒翰收复九曲部落，满朝官吏都为之振奋。杨国忠趁机向玄宗报奏，让哥舒翰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封给西平郡王爵位。杨国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意在以夷制夷，哥舒翰与安禄山分庭抗礼。这种雕虫小技，安禄山焉能看不出来，于是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驱使对手无力抵抗，才是斗争行为的真正目的。天宝十二年（753年）冬，杨国忠随玄宗住在华清宫，又提到安禄山面有反相颅有反骨，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说道：“陛下若不信臣言，可试遣使征召安禄山，看他是否敢来应诏？”玄宗听信了杨国忠，就派使者前往范阳军镇，让安禄山次年正月来朝述职。

杨国忠原以为安禄山做贼心虚，必定不敢来京，没想到安禄山已得到京师耳目的通报，揣知到玄宗的真实意图，所以接到圣旨后，决定将计就计。天宝十三年（754年）二月，安禄山按时入见玄宗，他一来到华清宫，就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把戏，磕头碰面地向玄宗哭诉道：“臣本胡人，承蒙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心怀妒忌，几欲谋害臣儿，儿臣死无日矣。”玄宗犹恐弄出乱子来，只得好言劝慰，赏赐了安禄山许多东西，这才算稳住阵脚。

杨国忠眼见预言落空，顿时手足无措，在玄宗跟前的信誉，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假亦真来真亦假，事物的两重性，真如一条反复无常的变色龙一样，让当事者都难以辨别事情的真伪曲直。杨国忠的嫉妒与谋害安禄山是真，但安禄山感恩玄宗却是假，只是因为此时他觉得谋反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野心而已。而且他知道杨国忠并无真凭实据，能够证明自己蓄意叛乱，所以他才敢无所顾忌，只身来朝面圣。

尽管当时太子李亨根据自己的观察，也预言安禄山将要叛乱，但玄宗始终不信，甚至到后来，竟把举报人送到安禄山的大营里任其处置。所以从此以后，安禄山更加肆无忌惮，自信玄宗已昏庸无道至极，只要自己见机行事，就决然不会惹祸上身。

对于安禄山来说，贪欲与胆量是成正比的，经过这一番风波后，他算是摸透了玄宗的真正底细，也使得他愈加有恃无恐，心底里曾经说不出的萌动也愈加强烈起来。有道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安禄山先是请求由自己来兼领闲厩、郡牧两职。

没想到大唐皇帝玄宗出手更是阔绰，安禄山要啥给啥，不仅准奏让他兼领了闲厩、陇右郡牧等，还又额外让其兼知总监事，并且居然想为之加官同平章事（即宰相）。杨国忠知道后，连忙谏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是目不识丁，怎能担当宰相？陛下若真的用他为相，恐怕诏书一下，四夷酋长都要轻视朝廷！”这才让玄宗作罢，只好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不过外加了两项赠品：赐安禄山一个儿子三品官、一个儿子四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

安禄山眼见收获颇丰，当然是要“不负圣望”，干脆来了个狮子大张口，奏请玄宗，让吉温任兵部侍郎，充闲厩副使。玄宗也没有拒绝，从此吉温又投入到安禄山的怀抱，这让杨国忠对此恨之入骨。

但是安禄山依旧不满足，见玄宗是有求必应，就又入奏道：“臣所部将士，在征讨奚、契丹、九姓同罗时劳苦功高，请父皇不拘常格，破例加赏，以使儿臣更好地统领他们，为圣朝立功。”玄宗仍然是御笔就这么一挥，安禄山大帐里就多了奚和契丹族将军500多名，另有2000多人被提拔为中郎将！啧啧，安禄山这一连串的组合拳，拳拳打在点子上，打得杨国忠是坐立不安，寝食无味。他见玄宗一意孤行，却只剩下咬牙切齿的份儿，一丁点儿招数也使不出来。

玄宗出手阔绰，安禄山心里却实在是不得踏实，他这次来京如闯龙潭虎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如果宰相、太子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此时他见碗里满了，锅里也捞得差不多了，只怕是夜长梦多，就提出要返回范阳。玄宗也一口答应，三月一日在望春亭为之饯行，他亲自斟酒三杯，意在显示对安禄山特殊的恩宠。

安禄山却是心怀鬼胎，因此得到允许他离京的御旨，便急急如漏网之鱼，巴不得即刻上马，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哪里还有心情痛饮壮别。所以他每每举杯时，必是先环视四周，然后才仰首饮下。

玄宗不知其里，依然对安禄山期望值极高嘱咐道：“北方二勇一日不宁朕心亦一日不宁，还望儿臣尽力镇驭，休负朕望！”

安禄山略一施礼，故弄玄虚道：“臣蒙父皇厚恩，岂敢丝毫懈怠，只要儿臣不死，外敌就休想入侵半步。”

玄宗听后喜形于色，随之脱下身上御衣，亲自披在安禄山身上，向群臣说道：“汝等众官，设若都能如禄山一样，朕就高枕无忧了。”接着又派高力士，代其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设宴饯行。

玄宗恩宠如此，“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安禄山从京城出来，惊魂不定，唯恐杨国忠设有埋伏，于是快马加鞭，头也不回疾行而去。

出了关后早有心腹接应，一行人舍马登舟沿黄河顺流而下。竟然一日行出百里以上，安禄山依然还嫌船慢，又命船夫拿着绳索，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过郡县也不下船，昼夜兼行返回范阳老窝，仍然觉得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安禄山返回范阳后，部将吉温、张通儒、孙孝哲、史思明、何千年以及幕僚严庄、高尚等纷纷前来恭贺。安禄山则大摆筵席，犒劳士卒，收买人心，培植心腹，并且囤积粮草，圈养战马，暗地里磨刀霍霍。可笑那深居九重皇宫里，成天欣赏贵妃醉酒、美人出浴的玄宗，仍然坚信安禄山对自己忠贞不贰。

天宝十三年（754年）八月，玄宗根据安禄山的奏请，准备起用吉温为相。此时的杨国忠，早已看清了吉温是墙头芦苇随风倒的真实面目，所以据理力争，极力反对，才使得安禄山内外勾结的阴谋化为泡影。而且杨国忠还乘胜追击，借机将矛头指向安禄山的亲信、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

韦陟与吉温是“铁哥儿”，就送去重金请他求安禄山救助，结果正中了杨国忠的圈套，他很快抓住了吉温的把柄，将其贬为澧阳长史。安禄山得知情况后，直接上书玄宗，为吉温讼冤。玄宗云山雾罩，也搞不清谁对谁错，姑且听之任之，置之不理。

过了不久，杨国忠穷追猛打，又告吉温贪赃七千匹帛，及强夺女子为妾等罪状，将其杖死于狱中。吉温突如其来的死亡，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大大激怒了贪婪凶残的安禄山，久积在胸内的篡国欲望，正如同干柴被烈火点燃一般，顷刻间就会熊熊燃烧起来。他决计放手一搏，推翻大唐王朝，自己来做皇帝老儿。风雨欲来，黑云压城，于是在唐王朝的千里大地上，一场以讨杨为名，实则叛唐的暴风骤雨，在电闪雷鸣中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最终被杀，应该说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是客观地看待历史，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国是日非，但是朝中并未像李林甫执政时妒贤嫉能，诛逐贤臣，出现那种人人自危的动荡局面。而且在一些时间内，他还曾搜罗天下奇才，迸拔淹滞，颇得朝野众誉。

自然杨国忠独揽大权，外戚跋扈，民怨沸腾，最终导致朝政混乱不可收拾，继而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上的宰相，自有他个人应负的责任。

但是往前看，在李林甫执政期间，唐王朝就已经显露出趋向没落的种种迹象，安禄山久怀异志，拥兵边陲，身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的宠信，只是到了杨国忠执政时，唐王朝的末日终于不可阻挡到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