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提起“初唐四杰”一般默认排名为“王杨卢骆”。对这个排名，卢骆都没什么意见，但《新唐书》却记载杨炯说了句“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这一下子就将众多王勃的“粉丝”得罪了，让他饱受诟病。那么，杨炯究竟是何人呢？究竟为何敢这么“狂”？

就“初唐四杰”来说，杨炯可能是知名度最低的，一篇《滕王阁序》让王勃名垂千古，而骆宾王的《鹅鹅鹅》更是每个孩子的启蒙诗，卢照邻的一句“愿作鸳鸯不羡仙”，不知道出多少有情人的心声。

似乎只有杨炯，在大家看来，存在感较弱。但其实，比起其余三人来，杨炯同样才华横溢，狂傲十足。

人们说，出名要趁早，而杨炯恰好便是“英雄出少年”的杰出代表。

公元650年，杨炯出身于华阴（今陕西），年少时便非常博学多才，年仅九岁便弟子举及第，十一岁，被世人称为“神童”，进了“弘文馆”。

弘文馆最初由唐太宗所设立，藏书二十万，这里也是他广聚天下名士之地，大家熟悉的唐代名臣杜如晦、房玄龄等人，都曾在此谈经论道。

刚进弘文馆的杨炯，对做官并没有什么意识，只觉得能进去便已经前途无量，但却没想到，在此待制十六年。

随着阅历的增加，“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在杨炯心中生根发芽。在这期间所作《青苔赋》《幽兰赋》等，都能看出他壮志未酬的感慨。

直到公元676年，杨炯才通过“制举”——为选拔特殊人才举行的非常规考试中，获得了“雠校典籍”这个九品小官。虽然官小，但杨炯仍然在这职位上干得兢兢业业。

而这首令无数人读了热血澎湃的《从军行》，便作于此时。虽然这首诗被誉为“边塞诗”的代表之一，但杨炯本人却一生未曾去过边塞，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

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首联一个“照”字便将军情的紧急写了出来，又一个“自”字，将一个书生的爱国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颔联写出了军队辞京后的行动，“绕龙城”将军队的训练有素和英勇顽强，表达了出来；

颈联写战斗场景，但却没正面着墨，而是通过“旗画”“鼓声”这两个意象，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烘托战场的紧张氛围和作战的艰苦环境；

尾联直接点明主旨，抒发了诗人想要保家卫国的豪情，而不是当一名“无用”的书生。

这首诗写于突厥、吐蕃侵犯大唐国土之时，而此时的杨炯正仕途不顺，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牢骚”诗，但其实大家更多看到的他想要上阵杀敌、建功立业的激昂精神面貌。

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为初唐诗风注入了一股男儿气概，更唤醒了天下书生，为盛唐的出现打下基梁。

这首诗写下没多久，杨炯仕途终于迎来一次飞跃，看起来前途似锦。被提拔为太子李显的詹事司直，掌管东宫内务，并且还担任与弘文馆齐名的崇文馆的学士。

仕途一片光明，感觉一切都苦尽甘来，却没想到，这一切仅仅持续了两年便戛然而止。

因为杨炯堂弟杨神让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杨炯受到牵连，被贬至四川。虽然后来也曾回到长安，但官职并不高，才情得不到展现。没过两年，便去世了。

当然，关于杨炯为何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认为是因为王勃与杨炯是同龄人，而卢骆二人要比二人大十余岁，算得上差辈了，所以“愧在卢前”。

而“耻居王后”则是因为两人同岁，但比之王勃，其才情、才华尚有所不及，难免有些书生意气、不服之感，其实也可以理解。

比之“初唐四杰”其余三人，杨炯一生可算得上善终，但这样“高开低走”的人生，不知他自己能否欣然接受。

参考资料：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