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年（1377年），一名老太监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七年后，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的宦官不仅不能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朱棣在位时，这道铁的纪律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迈开了干政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后来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

明宣宗上台后，甚至在宫中设立宦官学校，收取十岁以下的学生二三百人，由司礼监派人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本来读书习字、传授知识是好事，但这些太监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明英宗时期，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最著名的就是大太监王振，利用皇帝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更在蒙古瓦剌部落对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时，极力主张皇帝亲征，结果造成“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从此由兴盛走向衰败。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明宪宗时期。明宪宗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后门。由此一来，那些想走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同样的，荒唐任性的明武宗也是把大权交到大太监刘瑾的手中，以至于整个政府都围着他转圈：首辅、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他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其中一虎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讥讽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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