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对当代文化有何深远影响？

一个时代的发展，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与这个社会中的人也是密不可分的。战国时期是个动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此期间，涌现出无数的大家，比如我们熟悉的孔子、韩非子等等，而同时期通过变法走向富强的，首先想到的便是“商鞅变法”。

一、闲话商鞅——一个伟大且悲剧的人物形象

历史上的商鞅在魏国没有受到重用，适逢秦国招揽人才，其最终以“强国之术”即“霸道”取得孝公的信任，从此开始了他在秦国的光辉史。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纠葛，不同群体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这是选择治国方略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学界对他也多有评价。鉴于时代、阶级立场与学术观点所囿，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作为一个改革家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伟大的，所以不少人都会对其称赞。

中国人向来有革命的情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改革却多加否定，甚至将历史上的一些改革人物置于历史的阴影里，商鞅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却为自己的改革理想而终身努力！商鞍虽死，其法未废！他的毁誉也随着历史的沉浮而沉浮，一个悲剧式的伟大人物形象令后来者无尽追思！

二、商鞅变法——一项短暂却成功的历史活动

秦国是一个建国较晚的奴隶制大国，地处陕甘平原，文化落后，而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战国时起，秦也进入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秦献公的改革更是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从而为商鞍变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在秦执政二十余年，先后主持了两次变法。商鞅明白“信”对于民，对于政令贯彻的重要性，于是有了“徙木立信”的典范。之后的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实行“相坐法”，奖励军功，重农抑商，“为田开吁陌，封疆而赋税平”、迁都，实行郡县制、“军功爵制”以及征战扩大秦国的疆域版图。

战国时期的变法，“商鞅变法”无疑是最成功的，他使地处偏远的贫弱之秦由乱而治，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变强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然而，商缺的变法活动也只是历史的一瞬，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便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不可否认的是，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走向了富强，为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这是显而可见的；商鞅变法在制度设计上，还产生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这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商執变法的彻底使法家思想在秦国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这项变法成为了一项短暂而成功的历史活动。

三、法律文化——一种别样而开阔的研究方法

苏联、美国、日本与我国的法学学者都对“法律文化”这一课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作为学术概念和分析工具，它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还是一种研究的方法。

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建立在这种认识观上的法律文化具有解释性是很自然的。然而，“法律文化”上的解释不只是对行为、事件、制度等的意义的阐发，更是对它们之间因果联系的揭示。意义结构产生、存续的本身需要予以说明，而它对于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条件的改变、影响也应当受到关注。

第一点、它把法律看作是人类自身生活的一种经验总结。是人类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一种经验解释的情怀。对于不同时代的体解、对于不同族群的独特生活经验的体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有丰富的认识，为我们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提供不同的思维角度和努力方向，这都可以视为一种贵的经验借鉴。

第二点、它还意味着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对于“生活在我们之前”和“生活在我们之外”的法律有真实合理的认识，不要仅仅凭借我们的经验就妄加揣测或者非议，深入古代人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独特的经验，同时丰富我们关于人类普遍经验的的认证。

第三点、把法律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是全面融合各个学科知识并结合其研究方法的种种优势，进而打破传统学科之分界限制的一种独特尝试，不局限于单一方法，也不被某方面的素材所限制，是它的重要特征。

第四点、它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法律进行一种整体性的考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法律开始脱离文化的框架，文化的相对主义有助于我们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窠臼，从而用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不同人群所生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这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可以看出，法律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进路，并有跨学科整合研究的优势，但是它也存在着自身所难以避免的缺陷，这些缺陷如果不加以克服，将会使法律文化的解释力有所削弱，甚至丧失，这又是我们不得不察的。

四、深远影响

商鞅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法”无限的世界，企图用法的力量去摧毁家庭以至社会伦理的种种羁绊，废除宗法分封制，实行有利于国君的郡县制；在以“法”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下，商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的开拓。

让人不解是，重农抑商乃商鞅首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巩固了自然经济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是在缩小与法相适宜的商品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样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而儒家的社会伦理从某种程度“法”观念的一种修正。客观地说，商鞅的变法确实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因大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改变，实际上缺乏自身运行的社会基础的。

当然秦亡乃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但商鞅开启的用“法”作为价值规则全方位规范社会生活，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是无法契合的，“法”的这种逾她境地，为秦亡留下了不小的隐患，商鞅的缺乏社会伦理基础的“法治”为秦亡播下了苦难的种子。

纵观商鞅的社会理想，功利主义思想乃是他根本的落脚点。不可否认，这种思想曾高度统一了全社会的意志，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成为秦国起的强大文化内驱力，在历史的维度中是有其进步意义的。然而从长远来看，就有其狭隘性了，片面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人的绝对单一化。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作为劳动分工扩大的结果，战国之前就已经有了“士”、“农”、“工”、“商”的划分，而商戰则是贵“农”，并要求单一化。成分的单一化，最终导致了思想观念与精神的单一化，“壹教论”也应运而生。这种做法彻底排斥法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了唯一被效法的对象。

五、总结

社会学告诉我们，不仅人多元化的存在，人的思想也是多元化的，这是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前提。在商鞅功利性的制民力功富国的逻辑结构中，显然他忽视了人们多方面的社会追求，尤其是精神追求方面，这必然导致社会精神生活的匮乏，精神文明的萎缩以及整个民族创造意识的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