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负责平津和河北等地的接收和受降事宜。作为西北军旧部和冯玉祥曾经的“十三太保”之一，应该说孙连仲还是颇受重用的，这里面既有蒋介石和陈诚逐渐对其信任的因素，也是对孙连仲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作战坚决的一种肯定，但当时的华北和平津，是沦陷八年的日伪统治中心，孙连仲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

孙连仲虽然高居战区司令长官，却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划入第十一战区作战序列的共有四个部分的军队，其一是高树勋和马法五等坚持在华北抗战的西北军余部，早已自成系统；其二是由“皇协军”（华北治安军）改编的所谓先遣军，他们实际控制着平津地区的城防；其三是从第一战区调来的李文集团军，当然只听胡宗南的招呼；其四是第六战区派出的“土木系”嫡系部队两个军，几乎就是个大杂烩。

孙连仲旧部在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进剿江西苏区，结果在他因病离队期间，第26路军发动“宁都起义”几乎整体参加红军，成为著名的红五军团主力。换成别的杂牌军将领，军旅生涯早就该结束了，不过蒋介石对西北军里面的孙连仲和刘汝明似乎颇有好感，仍然允其重建部队。抗战爆发后孙连仲所部整编为第1集团军，划归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指挥，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死守台儿庄和运河防线的就是该集团军。

1941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到第五战区视察，老实敦厚的孙连仲趁机表白：“我是一个粗人，不懂政治，请部长多多指教，今后唯部长之命令是从”。陈诚大喜，深知孙连仲有投靠之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43年在自己去云南组建远征军司令部时，即保举孙连仲出任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常德会战其实就是孙连仲指挥的。抗战胜利后，已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再次推荐孙连仲出任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实际上是代表“土木系”染指华北军政，“朝中有人好做官”一点不假。

在中央军接收部队向平津开进的过程中，1945年9月9日，孙连仲向北平派出了战区前进指挥所，但自己仍然留驻河南新乡，因为北平城的局势实在太混乱了，日伪军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于后来李宗仁就任北平行辕主任时，游个西山都要带着大批卫士。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在抗战时期并未遭受重大打击，毕竟华北地区属于“敌后战场”，只有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也不可能与日军进行大兵团会战，因此气焰仍然比较嚣张，“八一五”以后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日军拒不缴械而爆发战斗的事件。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和陆军大学第34期毕业，铁杆的军国主义分子，最后一任“驻蒙军”司令官，因拒不向苏军投降率40000余人一路撤到华北，并兼任最后一任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奉调回国）。

上述种种因素叠加，华北日军与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在受降仪式和具体细节的谈判中，态度很是强硬，不仅要求军官出席仪式时可以佩戴勋章，甚至要保留指挥刀和手枪等轻武器作为防身武器，这些条件激起了孙连仲和战区参谋长吕文贞（前进指挥所主任）的极大愤慨，一方面完全驳回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一方面根据吕文贞的提议，将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的受降仪式更改为太和殿，并允许北平市民观礼。

吕文贞，河北人，东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曾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更改受降地点是这样描述的：“1945年9月7日，我回到北平，跟刘本厚说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美军公开受降，我们也要公开受降。我们在太和殿进行辉煌的历史性的受降典礼，使我们北平市民在紫禁城为胜利而欢呼，把八国联军的耻辱也洗刷一下。”

日本人不甘心，派皇协军司令、汉奸门致中前来说情以便“保留面子”，吕将军断然回复：“日本人的勋章面子，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我以胜利国受降人员的名义说，我不愿意在洽降时，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与此同时，孙连仲命令中央军各部加速向北平推进，并于10月9日率长官部飞抵北平。这两名民国“太保”级人物的决定和行动，也彰显了抗日军人的民族气节

1945年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节纪念日，上午10时孙连仲及战区长官部代表国民政府，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盟军总部亦派员出席，根本博率22名日本高级军官列队入场，自群众中间甬道步向太和殿。呈上军刀是为“献刀礼”，并在投降书上签字，20多万北平市民和抗日官兵共同目睹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许多人热泪盈眶。自此，华北日军宣告全部放下武器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