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是一首看似简单而朴素的民谣，但是在1644年的中华大地上却显得极不平凡。因为这首歌谣一经传播便传遍了中原大地，一经唱咏更是唱开了从西安到北京城的大门。一面是大顺朝李闯王（1644年初已改元建号）的人马一路高歌猛进，另一面则是北京城大明江山的风雨飘摇。从崇祯17年（1644年）年初大顺东征到3月17日兵临北京城下，大明朝除宁武关等少数孤城据点以外沿途各府县官民无不欢欣鼓舞地喜迎“王师”，大同、宣化、怀来、居庸关、河间等诸多府县一路上一声声噩耗，一个个不幸接踵而至，至3月17日，北京已俨然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一页扁舟。

然而就在看似276年的正统王气在这短短的几日之间便即将烟消云散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给这个看似风雨飘摇的危局带来了一丝丝的转机。那就是李闯王派人来讲和了，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翻译过来直白的说就是：割出西北土地并以我为西北王、赏银百万两，作为交换我可以帮助朝廷在关内收拾其他不听话的势力，关外进剿八旗清军，但不朝觐、不奉召，与你崇祯平起平坐。为此几百年来围绕这一事件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不禁存在这样的一个疑惑：李自成胜利在望之下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绝对的优势面前想与崇祯皇帝签订这个“城下之盟”呢，难道是给大明王朝一线生机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得从李自成的角度及其当时所面对的形势来分析李自成为何会做出如此决定。第一，李自成并没有做好改朝换代的政治准备。出于心里原因，或许始终有着那么一种朦胧的王道正气意识，毕竟大明已历276年，其正统地位已不自觉的根植于天下官民的心中。况且自己东征本无问鼎京师之意，而是一路被各地督抚、总兵、官民们迎到了北京城的脚下，那么接下来就是该如何直面天颜，如何处理与大明关系问题，由于沿途进军顺利的自己都不敢想象，胜利简直来得太突然了，因此转瞬之间面对如此形势，李自成这位闯王并没有做好真正另起炉灶，接管全局的任何心里准备。因为在年初西安建号称帝与此时攻占北京截然不同，攻克京师就真正代表着改朝换代，而如此之快的剧烈转变在极短的时间内李自成当然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做好任何的政治准备。

第二，北京城绝非速破之城。李自成顾虑之事乃为从双方城下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量，小编认为李自成决战北京之前不会不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及利害得失。从历史上来看，北京城城高池深，坚固异常，如若强攻强打，只要对方将士用命，则绝非几日之功就可定大势，搞不好甚至还会折戟沉沙。当年宋辽之末，童贯率领的十余万北宋正规大军在一万余名残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反击下被打的大败而归，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还有就在不远的二百多年前瓦剌的也先亦是逞一时胜利之余威一路杀奔京师，结果呢还不是在于谦带领的军民誓死守卫之下梦断帝都，甚至就在几年前清军破关南下，五次入关大多也只能是绕过北京城攻城略地，更不敢在诺大的北京城之下持久攻城。这几次的进攻一方失利固然有诸多因素，但北京坚固的城池所起的作用亦不可替代。

而当时的北京内城和皇城尚有一些军事守卫力量，如果不是后来的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打开内城城门纳降，理论上本是可以进行一战的，因为作为最后的堡垒如果不出意外对方必定会拼死一战，而作为大顺军的最高统帅必须从最坏的情况思考这一问题，试想一个月前一个小小的山西宁武关尚且拖住了大顺军主力数日，使大顺军受到折损五至七万人的重大伤亡，那么在北京城下只要将士拼死效命，诺大的北京城之下又有什么理由不会让大顺军取得更坏的结果呢？

第三，外部的勤王之军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因素。尽管大顺一路势如破竹的兵临京师城下，但是如若北京城久围不下，久攻不克，等到各地的勤王之师陆续赶到云集而至，对于大顺军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关外宁远的关宁铁骑吴三桂、武昌的左良玉、山东的刘泽清、江淮的黄得功等诸路大军原则上都是勤王救难的强劲力量，都是地方实力派。一旦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态势很可能会迅速逆转，内外夹击之下究竟鹿死谁手也尚未可知。而事实上崇祯皇帝也在此之前确实向上述人等下达了勤王诏令，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现实很残酷，除了前两日被迫出降的居庸关总兵唐通一路人马率师勤王外，其他上述将领因各种“原因”竟无一兵一卒赶来。当然这都是后话，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得从对方勤王之师的角度来严肃地看待这一问题，李自成的大顺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第四，当时的大顺一方的实力还不足以对全国形成有效的控制。从内部看，一方面一两年之前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强行兼并了诸如罗汝才、贺一龙等各路农民军的李自成虽号称百万雄师，看似实力强大，但也只是虚胖而已，并未完全将诸多系统的农民军予以有效整编，大家人心不齐，心怀芥蒂，并不存在什么忠诚度的问题，遇利则聚、因险而散的流寇本质并未改变，大家只是有利一块儿合作，一块儿吃肉，而不是那种将帅用命的君臣关系，甚至嫡系的势力也不过如此，如此松散的内部一旦遇挫，恐怕等待的只能是崩溃的到来，后来进京之后的混乱和败退之后的无序便是有效的证明。另一方面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很多地方官员百姓、豪强士绅更多只是迫于形势而加以投诚，口服心不服者不乏其人甚至是大有人在，同样一旦遇到不如意或者有翻盘的可能，这些人注定不会安分守己，必会反戈一击、倒戈相向，后来的形势发展也正好印证了这一推断。

从外部来看，川蜀、荆湖、江南广大土地并未纳入大顺政权之下，相反，八大王张献忠力量强大，纵横数省，南方各地明军各路藩王势力犹存，一旦君死朝亡，不愿归附者必会与大顺不共戴天，伺机而动，搞不好不排除有逆转乾坤之势。另外关外的八旗清军经过数十年耕耘早已形成了与关内中原王朝的分庭抗礼之势且随时跃跃欲试的取而代之。因此如若掀翻大明北京朝廷，必会横亘诸多强敌之间，四面树敌。到那时综合内部和外部形势本就外强中干的大顺王朝既要巩固广大后方，又要分散力量守卫既得各处府县、城池要地，更要四面应战，攻城略地，完成大业。这是一个看似顺理成章却又极其艰难的任务，凭借现有的有限资源并不能应对这些接踵而至的各种问题，而这些别人未在其位可能不清楚但李自成绝不会不清楚，至少部分会清楚。

因此结合上述几个方面分析，李自成在占有绝对优势且兵临城下面前没有选择迅速攻破京师，改朝换代，而且主动派人与朝廷谈判，并不是政治作秀，更不是什么同情心使然，来给大明王朝延续一线生机。其根本原因则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以及对敌我实力评估之后仓促之下做出的一种正常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看似耐人寻味，其实是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的。正所谓利益决定想做什么，实力决定能做什么，在任何正常的情况都是如此，或许这也正是当时的大顺统治者李自成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吧。遗憾的是这次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朝廷也没有给予有效的回复，然而此时已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间不等人，要么谈判出结果，要么迅速攻城，仅仅一天之后，北京城坡，崇祯皇帝也失去了最后的一个挽救存亡的宝贵机会，1644年3月19日，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这也结束了大明王朝276年的何其荣耀、何其悲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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